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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皇帝以其个人资信和皇室年俸为基础，发行价值6亿德国马克的昭信债券并委托以德意志银行为首地德国银行团全面承销（承销费率1％），全部债券由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予以担担连带责任。
债券将面向各国金融市场销售，其中第一年发行2，今后4每年陆续发行1亿，用于
铁路、港口、工矿业等各项产业建设。年息5，债不挂失，每年3和9月第一个工作日剪票息，前年逐步还本付息。为充分保障债权人和债务人权益，债券发行条例约定，借款期前10年和最后5不允许债务人提前清偿，其余时间债务人如需提前清偿，则除正常期限的本息外还需向债权人支付相当于5利息的违约金，同时条例亦约定，债券持有人可自由转让、赠送债券，但不得要求债务人提前清偿。
欧洲民众并不太懂得“昭信”是什么意思，他们按照自己地认知与了解将这种债券称为“双皇债券”，而事实上这种叫法也不能算错，发行的债券票面上就赫然印有中、德两国皇帝亲切握手地肖像画，十分直观。由于日俄战争结束后欧洲金融界已有数年光景没能够得到类似的大型债券发行机会，投机资本充盈于世，边际回报率逐步降低。诸如“双皇债券”这样担保雄厚、回报丰厚、条件十分优渥的债券，金融投机客与手头有闲钱的市民阶层纷纷踊跃争购。
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多德国市民在得知有关消息后纷纷前往德意志银行团的当地网点排队购买，很多人买到后高兴地挥舞债券债券，欢呼：“伟大的凯撒万岁！感谢皇帝陛下再一次把握住了东方的机会。”
一贯对德皇持批评态度的伦敦《泰晤士报》评论道：威廉二世在这件事情上赢得了漂亮的满分，不仅成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格局与走向，还为德国带去了丰硕的商业利益，像这次中国海军价值6000万马克的订单就足够大不列颠的船厂好好羡慕一阵子。我们注意到，仅仅在发行条例公布后三天，德国各大银行已经开始发售相关债券，考虑到设计、印刷、运输等一系列过程所需耗费的时间，决不是三天就能够完成的，由此可见这一谈判过程早在进行之中。可笑我们的外交官员，一贯声嘶力竭地嚷嚷要维护帝国的商业利益，但在这笔价值3000英的大生意上居然嫩得像未经世面的新手。更糟糕的是，由于德国人积极主动，中国人必定会倾向于在德国购买相应的工业设备——或许本来就有这样的秘密协定。种种失策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每年的外交经费是不是花到了合适的地方，议会、政府都需要对此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为加速债券销售，林广宇授权全权代表做出声明：凡在正式发行后个月内购买债券的，可得到中国方面1％的折让优惠。消息传出，本来就对债券趋之若骛的各国金融市场更加热情高涨，2马克的债券不到一月就销售一空。巴黎银行、汇丰银行等代表本国银行界纷纷向德意志银行团摇动橄榄枝，要求合作。
出于利益平衡的需要，德意志银行团在征得中国方面同意后，将发行规模扩充4，虽依旧以德国马克为记账单位，也没有1％的优惠饶让，但各国金融市场依旧反映良好。就连本国资金极度紧张，一直倚仗法国借款的沙皇俄国也有一定的认购份额。记者采访得到的原因竟然是——德国皇帝和中国皇帝在借债一事上的信誉远远好于沙皇陛下。
望着干脆利落的销售速度与前景，威廉二世乐开了怀，为中国担保借款一事非但没有在德国引起任何争议，报界反而争相赞扬：“皇帝陛下做出了一个好决定。”无论是承担借款的银行家还是已经签订了大量中国订单的工业巨子都在第一时间向皇帝送上了力所能及的奉承，在他们眼里，皇帝以其个人魅力和远见卓识为德意志换回了价值上亿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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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为接待数拨不同的记者和寡头，威廉二世整整换了九套不同的服装，说话的音调高亢而激动，仿佛自己在那一时刻已经升华成为普鲁士最伟大的腓特烈大帝。面对鲜花和掌声，他也同时心安理得地收下了中国方面递上的200马克佣金——用于酬谢“慷慨的德皇陛下在担保书上的签名。”
资本是没有国界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在哪个国度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真是一个为钱疯狂的时代！
第二卷 席卷大江南北
第四十五章 … 若有所思
盛夏的阳光正透过落地玻璃洒在东交民巷的英国公使馆淡的哈瓦那雪茄味在空气中弥漫，然后在日光的照耀下化为袅袅青烟腾空而起，接着，又是下一股……
从早晨到现在，朱尔典矗立在窗前已经整整一个小时了，整个神态看似惬意和随和，实际上却充满了紧张，光端详他的右手是看不出名堂来的，因为那夹着雪茄，只有将目光转移到左手，才会发觉这只手的手心正死死地攥着一张电报纸。
电报署名很显赫，是大英帝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拍来的，而其内容，虽不过寥寥数行，却让朱尔典有触目惊心的感受——“先中德友好协定，再中德海军协定，最后是中德双皇债券，短短两月，德国外交在中国打开了巨大缺口，大英帝国在华影响力岌岌可危……”
没有一句指责，没有半句埋怨，但作为大不列颠在华的最高外交长官，朱尔典很清楚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这是一种让人压抑，让人窒息，让人很难喘过气来的郁闷，仿佛是用辫子在抽打着他。看似平静的局面下蕴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危机与冲突，谁又能知道仅仅2多月就会有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
想归想，他始终没有感觉到任何委屈或者冤枉，因为他明白在对形势误判和外交走向进行分析的问题上他是该负很大责任的。在中国皇帝重新执掌最高权力后，他曾经写过一份专题报告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意即虽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发生变动。但其所执行的外交路线绝不会有改弦易辙地可能。顶多是个别小修小补罢了。
专题汇报不到半年，墨迹尚未干透之际，形势已发生如此翻天覆地地变化。他知道自己的声名和分析该成为伦敦外交圈里的笑柄了。格雷爵士是一贯力挺自己地，现在发来这样的电报也足见他所承担的压力。
究竟是哪里出了错？
这个老大帝国不是一贯号称决策慢、效率低、扯皮久么？怎么在这件事上的应对速度却胜过许多欧洲国家？如果前后对比该国政府以往的种种，直令人有天壤之别的反差。朱尔典眉头紧皱，已经抽掉两颗雪茄了，还没有找到令人满意地答案。
脑海里隐然有一种思绪，他觉得自己仿佛抓住了。又仿佛根本就没有认清到底是什么。游走在虚幻与真实之间的感受虽然令人沉醉，却不能令人感到踏实。
十二国公使联合吊后，他隐隐约约有种判断，认为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方式和执政能力正在悄悄起变化，虽然并不显着，但潜移默化之中蕴藏着惊人的力量和令人意料不到的突变。原本还打算先远观一阵子再下断语的，没想到突然发生的事态就超过了自己的预计。
他有些后悔——早在中美关系提升为大使之后就该对此加以警惕和严加提防，但出于老牌帝国地傲慢和对中国问题惯有的居高临下。让他失去了那种敏锐与无懈可击。惯于使用秘密外交手段的朱尔典，居然被林广宇派出去的两个代表团用秘密外交手段狠狠撞了一下腰，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他同样有些沮丧地想到事发之后情形——他不是没有去外务部抗议，但管部大臣奕匡和那桐却一脸阴沉地答复他。他们和他一样，也是从公告和报纸上得知消息地。
中德玩起了越顶外交？这个始终冲在最前面的帝国主义侵华旗手。始终以老资格面目示人地职业外交官突然悲哀地发现，几乎找不到可以打听消息的有效渠道——袁世凯不明不白地去世，原本外务部内浓郁的亲英气氛已黯淡了很多，梁敦彦是亲美的，朱尔典知道，他原本还想继续在奕匡和那桐上下功夫，暮然回首，居然错的这么厉害。
其实，这半年来他并不是躺着睡大觉，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袁世凯的非正常死亡和中国政府高层之间勾心斗角与你争我夺上面了，对一个国家的内政陷入过深，反过来却影响了对外交走向的判读和预见——这才真是要命！
如何应对与补救呢？
“咚咚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