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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他说：“那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一般的战争。”我说：“我了解。”从他口出恶言、监禁日本人、对环保人土的轻蔑不屑，并且不揭发米尔格拉姆的把戏的种种表现，很难想像出他在电流不强时就已住手。
我又问：“你在战场上杀过人吗？”我也想起埃尔姆斯曾说，在军中服役的服从者几乎都杀过人，反抗者很少有这样的经历。查芬说：“我不知道。”看得出他有些不安。我问：“你在战场上做过什么事，是你希望没做过的？”他说：“我不知道……服务生，咖啡！”查芬急急忙忙喝完咖啡，久久说不出话。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打电话给埃尔姆斯说：“我找到一位反抗型的被试。他满口全是当年参战时的英勇表现，和怎样让该死的敌人束手就擒。他并未坚持原则，反而为米尔格拉姆的把戏保密。”埃尔姆斯的声音听起来格外疲惫，他说：“一个人在某种情境下表现某种行为，在其他情境下未必会有相同的反应。”我请教其他几位社会心理学家，他们见解相同，只是用词较为专业：“行为缺乏跨情境一致性”（cross situational consistency）。罗斯说：“查芬的例子证明，人格无法决定行为，情境才是关键。”
但这种论点仍不够明确。人类置身各式各样的环境，反应也随之变化，无从预料。因此认为查芬在某种情境中抗拒权威，在其他情境则服从权威的这种过度简化的说法，是毫无说服力的。若只依据个案做结论，则查芬的例子并不能证明反抗或服从与人格特质无关。充其量只能说，被试在实验情境里的行为反应，不能用以预测其他情境中的行为反应。实验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
这就涉及了心理学所谓的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换言之，即实验结果能否类推、适用于其他情境。这也点出实验心理学面临的严重问题：若实验成果无法推论到实验室外的情境，则实验举证有何意义？假设科学家发现一种疗效惊人的抗生素，但只对剩下一个睾丸的老鼠有效，且鼠笼必须完全无菌。这项实验因为缺乏外在效度，所以无法适用于人类。多数男性有两个睾丸，且生活环境通常不会完全无菌。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始终因其外在效度的问题而饱受质疑。历来皆有人批评其实验设计与现实不符，以及被试所处的情境和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截然不同，所以实验呈现的人性挣扎与抉择几乎不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当时实验结果引起大众热烈讨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也加以报道：“65％的被试盲目服从，施予折磨。”美国广播公司（ABC）还据此制作电影《第10级》（The Tenth Level），片名是指电击强度。
尽管如此，心理学界却持怀疑态度。米克森（Bernie Mixon）主张，米尔格拉姆研究的未必是服从，也许是信赖，因为被试相信主试不会心怀不轨，所以才会听命，持续电击到实验结束。也有人质疑这种说法。有人抨击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实验情境犹如戏剧表演，实验结果无法充分反映多数人在现实生活中的作为。费心安排的实验情境顿时成了只有自己才懂的戏码，米尔格拉姆环顾精心设计的一切，喃喃自语：“我们怎么会这么聪明！”为《格兰塔》（Granta）撰稿报导该实验的社会心理学家帕克（Ian Parker）认为，这项实验充其量只是一出悲喜交集的戏剧。知名学者琼斯（Edward E。 Jones）也持相似的看法。米尔格拉姆曾将第一篇有关服从的论文投稿至他担任主编的学术期刊，却遭到退稿，原因是“该论文仅让人对实验情境之影响深感惊讶，却未能提出实质结论说明服从权威的心理”。
许多人毫不留情地抨击米尔格拉姆，其中首推德裔美籍政治学者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他曾任哈佛大学教授，著有《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对于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戈德哈根不仅强烈质疑特定实验情境能否推论到其他情境，而且也不认为相关结论足以解释为何会发生大屠杀。戈德哈根表示：“米尔格拉姆对于大屠杀的解释是目前已知最为误谬的推论。一般人无时不在反抗威权，政府说这样，我们就要那样。即使是生病就医，一般人尽管认定医生建议出于善意，但也会不遵照医嘱。此外，在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情境中，被试没有时间反思自己当下的行为，这与现实情况不符。现实世界里的纳粹军官，白天屠杀犹太人，晚上陪伴家人。在现实世界里，人有许多改变自己行为的机会。如果有机会却不改变，那么就不是畏惧权威了，而是自由意志的选择。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并未说明哪些因素会影响选择。”
对米尔格拉姆的批评不胜枚举，这些只占一小部分。这些批评一方面让米尔格拉姆相当难堪，另一方面也让他乐在其中。他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学者专家们绞尽脑汁揣测他高深莫测的用心，剖析其实验的意义。
电击，打击；再电击，无力回天
然而，没人了解米尔格拉姆的实验用意何在，他想借此测量或预测什么，实验的发现证明了什么，是服从、信赖、外在强迫，还是其他因素？罗斯说：“没错！这项实验的意义和带给人类的启示，真是高深莫测、难以言喻。”
这项实验不仅研究结论饱受批评，其他层面的争议也逐渐浮现。1963年，米尔格拉姆发表了实验结果。1964年，儿童心理学家鲍姆林德（Diana Baumrind）在重要心理学期刊上发表论文，严厉谴责米尔格拉姆的实验违背研究伦理。米尔格拉姆蒙骗被试，未能事先取得他们的同意，以致其心理受创。当时米尔格拉姆申请加入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然而因有耶鲁大学同事投诉，此申请遂遭搁置一年，且须接受调查。
米尔格拉姆在灯火通明的实验室接受校方调查。最后虽无具体结果，但他饱受煎熬，痛苦不安。在社交场合中，对方一旦知道他是谁，就会刻意疏远。人道主义代表人物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批评其所作所为卑鄙可耻。后来米尔格拉姆更是遭到耶鲁、哈佛两所常春藤名校的解聘。他的遗孀说：“没有人会聘用他。他的争议性太大了。”
米尔格拉姆似乎想鱼与熊掌兼得。他既要颠覆传统，又想获得认可；既想撼动世界，又想得到宽恕谅解。他陆续遭多所大专院校拒绝，最后，米尔格拉姆的心脏开始出现问题。粗大的主动脉几乎塞满了脂肪，心肌弹性衰退。31岁的他已是纽约城市学院（City College）的教授了，他实在不简单，但在他38岁时，心肌梗塞第一次发作了。后来他又经历了4次发作。每次发作，他都几乎无法呼吸，只能伸手抓着脖子，说不出话，肩膀剧烈作痛，双脚无力，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每发作一次，他的心跳就变弱一些。
米尔格拉姆和芸芸众生无异，终究逃不过死亡的宿命。米尔格拉姆一生饱尝失落之痛。他父亲是位面包师，每天早上回家时，都会带两个涂了奶油的白面包。米尔格拉姆幼年先遭丧父之痛，日后又失去常春藤名校的教职，又因不人道的实验饱受攻击，失去了圆满崇高的声誉。米尔格拉姆的夫人说他深受打击。我要求她多说一些，但她不愿意。
1984年，米尔格拉姆51岁。那天，他正为学生的博士论文进行答辩，突然一阵晕眩。米尔格拉姆夫人说：“我很确定他那天没吃午餐。他的助理总是标榜男女平等，从不主动为他打点这些事情。”所以米尔格拉姆只能呆坐一旁，又渴又晕。好友凯兹（Irwin Katz）博士陪他搭地铁回家。一路上，米尔格拉姆应该感受到车身的规律震动正与自己的急切心跳相互呼应。他太太到车站接他，随即送他去医院。
当时尽管他脸色苍白，双手颤抖，但还能走进急诊室。他直接走到护理站对护士说：“我叫米尔格拉姆，这是我第五次心肌梗塞发作。”说完便跪倒在地。米尔格拉姆夫人说：“他就这样走了。”她告诉我，医护人员把米尔格拉姆送到另一间诊疗室，脱下衬衫，在他胸口抹上凝胶，放上吸盘和电极接头。他们给米尔格拉姆进行电击，一次、两次，不知道多少次，米尔格拉姆的身体像条鱼，随着电击弹起。但生命迹象已经消失，再怎么电击也无法起死回生。
服从的同性恋者
他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