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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的同性恋者
他不姓蒲朗菲，他不是79岁，但也差不多这个岁数，脸上有些许灰白胡茬。他有一位同性爱人名叫吉姆。蒲朗菲答应接受采访，条件是不得透露他的真实姓名。他和查芬都参与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不过他服从了指令施予电击，直到实验结束。尽管事隔多年，但想到当时自己所做的事，他的手还会隐隐作痛。
米尔格拉姆设计的实验情境，常被质疑与现实不符，或违背伦理道德，但其影响之大，却是毋庸置疑的。查芬与蒲朗菲谈起这项实验时，眼神都为之一亮，印象清晰得宛如才刚发生。尽管这个实验的情境屡因其真实性遭受非议，却能在被试的真实生活中留下深刻印记，足以和结婚纪念日、子女出生、第一次性经验等重大事件相提并论。
蒲朗菲说：“那时我23岁，是博士后研究生。”接着我所听到的故事，宛如同性恋作家王尔德（Oscar Wilde）的翻版。蒲朗菲当时与室友有段秘密恋情，他日益确认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却也为此挣扎苦恼。他说：“学生时代的我，用尽一切方法融入群体。我是众人羡慕的对象，不仅成绩优异，而且女朋友也很漂亮。不过每次我们去游泳，我总会目不转睛盯着男生的背影。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蒲朗菲在博士后研究期间，再也压抑不了内心的冲动，他爱上室友并与之交往，最后却发现对方只想利用他来研究同性恋，且随即为了一个女孩抛弃了他。这让蒲朗菲完全崩溃了。“我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感到羞耻，为什么我不爱女人？”他一边自慰，一边幻想，完全无法自拔。后来他看到广告，便去应征。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分手后第三天，他来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室，只记得主试说：“这不会造成永久伤害，请继续……”
蒲朗菲说：“我照他的话继续。我当时很绝望，什么都不管了！心想：‘不会造成永久伤害，他应该不会错。’”他描述当时的情景：扮演学生者不断尖叫，让他更加厌恶自己，他的关节疼痛，电压逐次提高，他脑中一片空白，只想让心中的耻辱倾巢而出。
蒲朗菲说：“后来他们跟我解说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我吓坏了。他们一直说什么‘你没有伤害任何人，别担心，没有人受伤……’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主试在实验结束后才告诉被试一切都是假的，这是没有用的。因为被试确实动手电击对方，他们认为自己这样做了，没有人可以改变当时的想法，也不可能归零重来。”
他说：“这项实验让我重新检视生命的意义，让我面对天生服从的倾向，且设法抗拒。我开始认为，‘同性恋见不得人’的这种想法就是另一种形式的服从，涉及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我决定坦承自己的性向，我也发现道德意识有多重要。从这个实验我发现自己缺乏道德勇气，这让我深感惶恐，因此决定要锻炼自己的道德意志。”
我点头表示理解。他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让我产生了极大的勇气。我以前是标准的乖乖牌金童，内心藏着不敢告人的秘密，一路念到医学院。后来却变成同志解放运动的活跃分子，这都是受米尔格拉姆的启发。”蒲朗菲向我展示他佩戴的第一个粉红三角形＇2＇。
蒲朗菲的可取之处显而易见，如，在市区学校教书时获得的奖章，朴实的摆设也反映了他拒绝物质享受的态度。他虽然是服从型的被试，却大胆地选择了不流俗的生活。至于当年反抗型的被试查芬，却成为石油公司的高层主管，后来还从军服役。
电醒人心
这样的结果依然指向实验的效度问题。被试在实验室里的抉择无法有效预测其在实验室外的言行。而我们都认为，科学实验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可以有效预测现实，并且能够推论至其他情境。所以批评米尔格拉姆实验的人就绝对正确吗？
社会学者穆克（Douglas Mook）曾在一篇题为《论外在效度》（In Defense of External Invalidity）的文章中指出，不该以推论程度高低来判断实验价值：“假设某项研究并不以实际应用为本意，那么其实验结果能否适用于现实，便无关紧要了。”换言之，如果研究者不打算将研究发现应用在真实世界，我们还需要在意研究发现与现实是否相关吗？
小说与实验都讲究结构组织、结局与心得。绝不可能有人看完著名的俄国作家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助夫兄弟们》（The Brothers Karamazov）后，感想却是：“这本书很有趣，虽然我看不懂作者在讲什么”。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让人印象深刻，多半是因为内容能与生活相互呼应。我们都承认，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影响重大。但其研究主题为何莫衷一是呢？不是服从，不是信赖，不是悲喜交杂的戏剧，不是违背道德良知的实例，米尔格拉姆究竟要传达什么信息？我们又该从何得知？
也许我们最好直接问被试，毕竟他们比谁都清楚实验那一刻的感受。当我们询问被试：“实验对你有何意义？”答案依旧相互矛盾，没有定论。蒲朗菲说：“这个实验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更能挣脱权威的束缚。”现任纽约福德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的塔库申（Harold Takooshian）曾是米尔格拉姆的学生，他当时看到米尔格拉姆桌上有一堆信件，“一个黑色大袋子，里头有上百封被试的来信。很多人说，服从实验让他们更了解生命，更懂得如何生活。”被试表示，他们从实验中学会反省自己对权威与责任的态度。有位年轻人表示，米尔格拉姆的实验激发其道德良知，且挺身参与反战运动。
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之所以重要，并非由于其具体的量化发现，而在于它的无形的教化力量。服从实验对被试产生始料未及的效应，使其更能抗拒权威，至少部分被试如此。这项实验影响力之大，不仅在于其呈现了惊人的事实，更在于其颠覆了既有观念，其威力与原子弹相当。米尔格拉姆说：“这项实验激发了被试的自我意识，这是‘改变’的第一步。”
关于人格是否影响服从或反抗，我还找不出实证。然而我相信两者确有关联，人类行为绝不只是所处环境的投射。尽管米尔格拉姆深信人类行为深受情境操控，但他并未忽略人格特质这个变量，所以他不认为情境是唯一的因素。很多人不知道米尔格拉姆说过这段话：“面对权威，选择服从或反抗，必定也受人格特质影响，只是目前还无法证明。”
我还记得，当年在暮春时分的布兰德斯大学，我第一次听到米尔格拉姆的实验，仿佛也如受到电击一样，随即醒悟到在同样的情境下，我也可能失去平日的稳重与理智，做出同样的事。你我是否曾多少次听见带有种族歧视的诋毁时，为了避免冲突而保持沉默？你我是否曾多少次看见不公不义的事，比如同事遭受刁难侮辱时，却为了保住工作而袖手旁观？这种意念潜伏心中，受所处情境影响，时而明显易见，时而幽微难辨。人心几乎都有道德良知不及之处，若我们一再放任其扩张，等到道德良知遭到吞噬，那时再强烈的刺激也无法挽回了。
* * *
＇1＇ 米莱村位于越南中南部，因为越战期间一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而闻名。——译者注
＇2＇ “粉红三角形”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德国用来识别同性恋囚犯的标记，同性恋者即惨遭大规模屠杀。粉红三角形与彩虹旗，目前皆为同性恋者用以表明性别取向的象征。—译者注
第3章 “砰、砰、砰”就是疯子罗森汉的精神病诊断实验
引言
他是斯坦福大学法学与心理学荣誉教授罗森汉（David Rosenhan）。他为人所知的成就，在于颠覆精神病学的诊断。精神医学在当年已发展为一门地位稳固的科学，而罗森汉却以一系列的实验揭露其弊。
20世纪70年代初期，罗森汉打算测试精神病医生能否分辨“正常”与“不正常”。精神病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前提在于精神病医生能正确断定病人的精神状态是否异常，据此推断病人的社会适应情况，比如能否成为称职的父母、假释犯弃保潜逃的可能、受刑人真心悔改的几率。
罗森汉深知精神病医生握有极大权力，他们可左右病人的社会生活。因而他设计了一项实验，来测试精神病医生的专业能力是否与其权力相称。
罗森汉的实验让我们恍然大悟，原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往往会扭曲真实的世界。这项实验反映了人类内心难免充满了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