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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晓岚对汝似的交友也十分关注，在《蒋东桥兵部五十序》中，他说“余颇恶儿辈事征逐。”起初，他见汝似与兵部主事蒋车桥（号东桥）之子蒋诗（字秋吟）来往频繁，甚不高兴，不久见到蒋诗的《考具诗》，知此子能传其家学，方“听其往来勿禁。”蒋诗通过汝似求纪晓岚为其父蒋东桥五十大寿做序。尽管纪、蒋二人从未谋面，他还是愉快地答应了。此后，竟一发而不可收拾，由子交而父交，遂成两代世谊，纪晓岚频频为东桥父子的诗文画作题咏。约在乾隆五十一至五十四年间（1786—1789年）蒋诗画了一幅《江边垂钓图》，纪晓岚为之题诗：“买得渔庄近钓矶，每逢风浪便先归。门前万里长江水，一任惊帆片片飞。”对青年时期的蒋诗即有此超然洒脱之情，不禁赞自由衷。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七月，他又为蒋诗的《考具诗》做跋：“辛亥七月，偶于姻家陈君闻之处见此册，诵读再三，喜其点化故实，笔有炉锤，而寄托又复深远……因题数语于册末，以质当代之称诗者。”对蒋诗的诗才，也颇多赞誉。嘉庆元年（1796年），蒋诗做《保阳诗》，纪晓岚又为其题诗云：“莫讶行踪多落落，前生似是六朝人”、“攸然长啸人高云，天马行空气自豪。”赏识激砺之情，已盎然纸上。约在嘉庆二年（1797年），蒋诗的诗集《沽河杂咏》编次成书，纪晓岚又为之做序，说：“余不至斯土（指天津长芦）五十余年矣，读之，宛如坐渔庄、蟹舍之间，与白头故老指点而话旧也。”又说：“读秋吟所引，风流婉约，亦足当尝鼎一脔。”《沽河杂咏》勾起纪晓岚对往事的串串回忆，故而引起他与蒋诗在思想上的共振。纪晓岚为东桥父子题咏的最后一笔是为蒋东桥的遗照题写的两首五律。他在诗中回顾了两代友谊的发端，说是“久与东坡友，原应识老泉”，将东桥父子比作了苏洵、苏轼父子，可见对东桥父子的推崇之重；又说，今日东桥兵部已经作古，“空教图画里，风度想当年”，实在令人黯然神伤；使人稍得慰藉的是还有东桥兵部的遗照在，“伊人如宛在，便拟一招魂”，真是追忆之思，悠远而绵长。纪晓岚对东桥父子的情谊，始自三子汝似；此后的不断发展，为的也是汝似，可见对汝似的爱重之深。
纪晓岚不仅对汝似，而且对汝似之妻井氏也颇为满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疼爱他的四婶去世。他“敬遣第三子汝似妇井氏，以刚鬣柔毛、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四叔母尊灵”，并特意在祭文中交代：“子妇井氏，本叔母之外孙女，适归宁还里，得与其母同归旧土，谨遣代荐芳醪，略抒沉痛。”由此亦可看出他对三儿媳的信任与倚重。
纪晓岚的长孙树馨是次子汝传的长子，生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八月一日，比他的四叔汝亿还大十三岁。嘉庆元年（1796年），由一品恩荫任刑部江西司员外郎；嘉庆九年（1804年），又升任刑部陕西司郎中。这两次擢拔，纪晓岚都有谢恩折子。后来，纪树馨曾出任湖北宜昌府知府。对长孙树馨，纪晓岚尤为关爱，且时时引为骄傲。树馨曾得一紫玉砚，他亲为长孙题写砚铭：“端州旧砚，稀若晨星。树馨得此，我为之铭。摭一语于葩经，曰‘尚有典型’。”葩经《诗经》的别称，“尚有典型”一语，出自《诗经·大雅·荡》。纪晓岚在铭文中引用此语的意思是说，其孙树馨的人品尚有古君子遗风。他在写给朝鲜友人洪耳溪的书信中也情不自禁地夸奖树馨几句：“前两接手书，俱已装潢成轴付小孙树馨收贮……此孙尚能读书，俾知两老人如是之神交，亦将来佳话也。”纪晓岚晚年，编修陈梅坨以李邺侯若干首试帖诗呈阅。他“把玩数日”，觉其“清思妙悟，取题意于芒忽之间，而传题神于町畦之外”，遂“摘为句”，但因年事已高，难以亲自把笔作答，说是“昨蒙来问，不得已，使树馨代写，希为转呈，并代达快睹、幸睹之意。”连答复友人书信，也由树馨代为捉刀，可见纪晓岚对这位长孙的确宠爱有加。而纪树馨也并未辜负乃祖的良苦用心。因纪晓岚晚年将文稿和来往书信均交树馨收藏，故在他百年之后，树馨为其祖编定了《纪文达公遗集》，含诗、文各十六卷，并付诸梨枣，刊行于世，此乃树馨一大功绩。
纪晓岚对自己的儿女谆谆教诲、情深意笃，其舔犊深情，卓然可见，极为真挚感人，反映了他这位性情中人一贯的性格特征。
方圆实战：在虚幻的世界里享受理想人生
乾隆统治后期，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军备废弛，镇压乏力；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切标志着康熙、雍正、乾隆三帝苦心经营的强盛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但乾隆帝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至少表面上他不承认。他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是一个强盛的大清。但一些理智的大臣却没有跟着乾隆一起发高烧，乾隆手下的百余名显贵高官没有几人好好地坐下来反思一下整日活在一个灿烂的梦景之中，能够反思并倡导改变的大臣整日只有忧心忡忡。长期担任首席军机大臣的阿桂就有一种危机感。他曾就清朝所面临的即将到来的财政危机，提出了节省开支的主张。但乾隆却要“施恩”于民，欲在他归政之前不惜经费，“散帑项”，广赈恤，以粉饰太平，炫耀盛世。阿桂曾就山东巡抚国泰名声不佳，建议撤换，乾隆却以“国泰察吏过严，诸事认真”，认为是属员忌恨而谗。阿桂只能从命，却不能不对日渐深重的危机而忧心如焚。
嘉庆二年（1797年），阿桂在临终时曾感叹说：“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思遇无比可死，子若孙皆已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俟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以上达。如是死，乃不恨然。”
可见，阿桂虽贵为首辅，却也难能在皇帝面前讲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且，直到卧病在床的弥留之时，他仍然是积郁满腹，惆怅盈心。盼望着能在临终之前，见到嘉庆亲政，好一吐心声。遗憾的是，他最终也没能如愿。但却不难看出，乾隆在当时是多么的固执与自负。他对群臣的钳制，已经到了无所不能的程度。
纪晓岚也同样如此，这何尝不是时代的悲剧啊。
在现实世界里，纪晓岚尽管经过种种努力，追求幸福适意的人生，但与他的理想追求，毕竟还有距离。在那个专制的社会里，他只好自己构造了一个虚幻的理想世界，借以抒发他的真情实感，排解忧绪沉思。
纪晓岚曾有诗写道：“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这是他在写《阅微草堂笔记》后所留下的诗句。不过，纪晓岚晚年也确实与鬼神世界结下了不解之缘，一部《阅微草堂笔记》记下了多少个鬼怪故事啊！仿佛就是为了塑造一个鬼神世界。那么纪晓岚为何会如此钟情于这样一个虚幻的所在呢？
早在巫风盛行的楚国，鬼神就成为人们谈论的对象。六朝志怪小说中，鬼神无疑是以主人公出现的。每逢社会激烈变革时期，大概就有鬼神之盛。与纪晓岚同时代的人，也颇喜谈鬼。这或许是文网严密，只有谈“阴间世界”才能呈文人之笔怀吧。如袁枚写《子不语》，主要谈鬼神，还有蒲松龄写《聊斋》，更是十足的鬼世界大观。以至于当时还有画鬼的画家。
纪晓岚长期为礼部尚书，是士林表率，按他的地位不应好鬼，但他一生尤其是晚年十分好鬼。“鬼才画家”罗聘画鬼，受到许多人指责，纪晓岚却倾心与交，题诗赋词，欣然乐从。“晚来亲鬼神”，晚年的纪晓岚越发离不开鬼。
在这个高度人格化了的鬼神世界里，鬼与人是毫无二致的。鬼也经常纷乱不安，好像有什么营求，鬼也有喜怒哀乐，大约鬼与鬼之间的竞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