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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可惜马雅可夫斯基并未能走得太远，他的自杀似乎是其诗歌内在冲突的必然结果。很多年来，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俄国诗歌中形成了一种僵化的模式，任何挑战必须从诗歌的形式开始，从语言的内部开始。
六
楚瓦士语是艾基的母语，这使得他一开始就和处于称霸地位的俄语保持某种距离。直到1948年发现马雅可夫斯基以前，他对俄国现代主义诗歌几乎一无所知。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到欧洲和亚洲寻找精神源泉。从1953年到1959年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期间，他开始自学法文，从波德莱尔这位现代主义诗歌鼻祖起，一直抵达勒内，夏尔这座让他敬仰的高峰。1968年由他译成母语的法国诗选，在楚瓦士一抢而空，他因而获得法国文学院奖金。与此同时，像克尔凯郭尔、尼采、卡夫卡等大师，为他在精神上打开重重大门。
他的另一精神源泉是楚瓦士文化。楚瓦士是个只有近两百万人口的小民族，是匈奴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后裔。自十六世纪中叶起，楚瓦士就成为俄国管辖的一部分。四五百年来，这块土地一直被强行实现俄罗斯化和基督教化。然而，在其峡谷和森林的深处，一直保留着自己的语言——一种，和俄语完全不同的突厥语系的分支。古老的异教已大体消失，而传统农业文化中的许多因素仍在，与苏联所推行的都市化工业化并存下来，其中包括特有的诗歌文化——据说在楚瓦土，“每十个农民就有一个是诗人”。
1934年8月，艾基生于楚瓦士南部腹地的村庄沙莫兹诺（Shaymurzino）。他原名叫里辛（Lisin），后改成艾基（一个楚瓦士部落的名字）。他父亲是村里的俄文教师，曾把普希金的诗歌翻译成楚瓦士文。他于1942年死于前线，留下孤儿寡母。艾基中学毕业后，在本地师范学院读书。由于得到一位楚瓦士著名诗人的赞赏，在他举荐下，艾基于1953年来到莫斯科，到高尔基文学院学习。他的余生大都住在莫斯科；他结了四次婚，有六个孩子，五男一女，女儿名叫沃罗尼卡（Veronika），他为女儿专门写了本诗集《沃罗尼卡之书》。
艾基诗歌的英译者皮特·佛朗斯（Peter France）这样描述工他的故乡：“1989年我头一次去沙莫兹诺（此前那整个地区是禁止外国人去的），尽管有现代化机械、学校等等，它仍是个你可以感到古老生活方式的地方，坐落在广阔的黑土地、森林与峡谷中，它们凸现在艾基诗中。由木房子和牲口棚组成的村庄很好客，泥泞的街道到处是鸡鹅，侧翼有一片古老的墓地，充满弯曲的十字架，我们在艾基外祖父的墓上用啤酒祭奠，他是村子里最后的异教‘牧师’之一。”
世界性的视野和诗歌中的反叛精神，使他被官方视为异端。五十年代后期艾基住在莫斯科远郊的彼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邻居。那时艾基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帕斯捷尔纳克早已是举世闻名的大诗人。两人相差四十四岁，尽管民族语言文化背景不同，却成了莫逆之交。在帕斯捷尔纳克和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Nazim Hikmet）的鼓励下，艾基改用俄文写作。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后，受到官方的猛烈围攻，甚至面临驱逐出境的威胁。1959年，由于和帕斯捷尔纳克的特殊关系，艾基被高尔基文学院开除。
艾基在1993年接受英国杂志《审查制度索引》（Index Censorship）的采访中说：“……1958年以后，由于反帕斯捷尔纳克的事件，我被逐出文学界。我的生命受到威胁，不能回到楚瓦土。因而留在莫斯科，既无许可证也没有钱，只能在火车站过夜。幸运的是，在1959年我遇见一批地下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这下子救了我。我们分享共同的关切与志趣。”
作为地下作家，日子艰难，艾基主要靠翻译为生。他并未直接卷入持不同政见的运动，而是与那些地下艺术家为伍，坚持写作。从六十年代初起，他的书先在东欧，随后在法国和德国等地陆续出版。而国外的名声不仅没有得到苏联作协的认可，其诗作出现在海外侨民刊物上更是雪上加霜。直到1987年，楚瓦土报纸《青年共产党人》副刊以小册子的形式，首次用俄文和楚瓦士文发表了艾基的诗。不久他的诗选在莫斯科正式出版，由半官方的诗人叶甫图申科作序。叶甫图申科在序言中称他为“楚瓦士的孩子”。艾基的名字才终于在国内为人所知。
艾基转向俄文写作，无疑是一个重大转折，使他和全世界的读者的交流更容易了。他曾有意拉开自己和楚瓦士文化的距离。年轻时他曾说过，之所以避开楚瓦土民间传说，是因为和现代主义大师之作相比，其形式过于原始。而他后来开始转向，尤其自八十年代以来，越来越贴近自己祖传的文化，推崇在今日世界其持久的价值。这种回归，首先是他分别把法国、波兰和匈牙利诗歌译成楚瓦士文，使同胞获得更广阔的诗歌视野；同时把楚瓦士民间传说与诗歌整理并翻译成若干欧洲语言。
对于很多俄文读者来说，艾基的涛太神秘，过于忽视俄国诗歌的正常模式；这也让不少西方读者感到陌生，似乎与欧洲大陆的现代诗歌相距甚远。
艾基的诗歌更接近睡眠。他在1975年关于诗歌的札记《睡眠与诗歌》中写道：
“虽然如此，‘让我们跃人黑夜’（卡夫卡）。
“在那里有人。那里，在睡眠深处，有生者与死者的交流。
“而正如我们不用‘社会的’或‘民族的’来描绘死者的灵魂，那么，若只在睡眠中，让我们信任生者的灵魂，——为此让我们愿自己睡眠清澈，睡眠似乎忘掉了我们。
“除了诗歌，谁会许自己这样做呢？”
七
2003年9月的一天，我开车去芝加哥机场接艾基夫妇和他的英译者皮特·佛朗斯。皮特先到了一个钟头，他是从伦敦飞来的。我们坐在机场酒吧，边喝啤酒边聊天，等待来自莫斯科的艾基夫妇。皮特瘦而有神，精明强干。他是爱丁堡大学的退休教授。我问他怎么开始翻译艾基的诗。他说是因为他先翻译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解其生平去采访艾基，从那时开始喜欢上了他的诗。你怎么开始学俄文的？我刨根问底。他笑了笑，说：“你知道，由于冷战，英国培养了很多窃听专家。我由于喜欢俄国诗歌，后来转了向。”真没想到阴错阳差，西方的间谍机构和东方的地下文学竟这样挂上钩。
艾基夫妇终于出现在门口。他见老了，花白的头发像将熄的火焰不屈不挠；他发福了，在人群中矮墩墩的。相比之下，戈林娜比他高出半头。我们紧紧拥抱。艾基的拥抱是俄国式的，热情有力，他的胡子硬扎扎戳在我腮帮上。
屈指一算，我们有十一年没见了。在我的推荐下，新方向出版社不久前刚出版了他的诗集《孩子与玫瑰》（本文开头就是我为该书作的序）。当我和同事约翰·若森沃德（John Rosen…wald）筹划在我们执教的柏洛依特学院举办国际诗歌节，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这是他们头一次来美国。开车回柏洛依特的路上，艾基夫妇感叹：这儿多么像俄国。“你看，那片树林！那块坡地！”艾基惊呼道。
我把他们带进完全不像俄国的旅馆套间。除了烧煤气的假壁炉外，卧室的双人床边是个巨大的旋水浴盆。戈林娜完全呆了，既兴奋又束手无策。“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浴盆！”她叹息道。
与会者陆续到了。由于学校的经费有限，国际诗歌节规模很小，连我总共只有六个诗人，来自俄国、土耳其、日本、中国、墨西哥和美国。其实这样的规模很合适，诗人们之间能真正交流。
第二天我请艾基和皮特到我的班上去，我当时正好在教艾基的诗，学生们对他的诗很感兴趣。和我同住一个小镇的美国朋友丹（Dan）专程为诗歌节赶来，他特别喜欢艾基的诗，也跟着旁听。艾基朗诵了几首自己的诗，然后回答学生们的问题，由皮特翻译。他谈到苏联地下诗歌时，丹插进来问：“那样的处境是不是很危险？”艾基突然生气了，脸憋得通红，喃喃说：“多讨厌。”他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舒了气说：“危险？那是可以描述的吗？”看来是丹的话，触动了他那段经历的痛处，这是一个普通美国人难以预料的。
一个女学生问他为什么很多诗都献给某某，那是些什么人。艾基回答说，主要是他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