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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年前，他做了胃癌切除手术，可至今还写散文支持我的副刊，那么是得幸把魔鬼给甩了。他静观万物，客观记述，他的散文不论恋乡、怀人、记事，都厚重、扎实、自然，透出世事沧桑和人间冷暖。涉笔成趣，不事雕饰，常能于一文中熔观点、知识、情趣于一炉。深厚而不呆板，睿智而不说教。偶涉时政，只谈些平常道理，不无病呻吟，不故作艰深，不花拳绣腿。通篇氤氲着的文化意蕴是一般作家无法营造的。林斤澜赞赏，可是他的名气不大，出版困难，《在花毯背面》和《油纸伞》都是林斤澜推荐的。李辉算是林斤澜的忘年交了，他编《大象漫步书系》，林斤澜笑着说：“你得把林楚平的一本搭上，不然……”李辉把《在花毯背面》拿来一看，嗨，真还是好文章！
林斤澜对我说，他的成名作《台湾姑娘》，主人公“娃莫载”的原型，便是林楚平的“下女”（台湾称女佣为下女）和初恋情人。林斤澜和林楚平１９４６年在台湾，因为“地下党”，次年被捕，关了一年多，又一同出狱，躲在煤船逃到上海。
但林楚平并不看好林斤澜的小说，反而劝林斤澜多多写文论！我想林斤澜小说的个性过于突出，世界上不见类似，林斤澜的“套路”他还没有懂得，没有摸清。啊，一生的同乡至友！
林斤澜生于１９２３年，比林楚平小两岁。叶至诚小林斤澜３岁，高晓声小５岁，林昭小９岁，林昭可能是苏南新闻专科学校中最小的学生。进校时才１７岁，但已显露出才女的棱角。林斤澜说：“倘用一句话概括林昭，那就是：叛逆的女性。她无拘无束，放任感情。在当时新解放的蓬勃气氛里，‘一根直肠子，一根热肠子’，弄得不合‘革命世故’，总有些愤世嫉俗的样子。我有些不喜欢她。”次年临别赠言，林斤澜给了林昭的竟是这样四个字：“生不逢辰”。林斤澜至今还记得这四个字，可见林昭的印象给林斤澜深刻的程度。
“生不逢辰”透着不祥，见她短促一生，不禁唏嘘。
林斤澜又说，林昭的遭遇是最惨烈的，谨谨慎慎的林楚平一生照样坎坎坷坷。叶至诚在反右中落水，几十年夹着尾巴。林斤澜形容高晓声：“他的一生，整个儿是条苦瓜。”
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在京至今仍有同学会，只是人数逐年递减，笑声渐少。只是一个段子回回提起，常提常笑：１９４９年一个冬晚，林斤澜和高晓声、陆拂为等四人在无锡一个小酒店喝酒，不想付账时四人都没有钱。林斤澜只好脱下皮衣，当在那里。哆嗦回校取了钱，才赎回了他的皮衣。
林斤澜说，认识叶至诚是在高晓声处，“是我主动和他结交的”。他那时羡慕叶至诚，一是叶的文章写得比他好，二是叶有一个极好的家庭。叶的父亲叶圣陶德艺双馨。他在《再念至诚》中写道：
请琢磨这么一段回忆：
“至诚、至美和我热心练习作文是在四十年代初，每人每星期至少交一篇作文给父亲，大多数是散文，写什么由自己定。父亲一向主张作文要说自己的话，要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从来不给出题目。那时候住在成都西郊的农村里，没有电灯，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擦干净桌子，把植物油灯移到桌子中央，我们三个人就围着桌子看父亲改我们的文章。
“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简直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我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很少有比这更温柔美好的回忆了。
那时候，我摊上流亡学生的命运。……
林斤澜羡慕叶至诚，理由充足。林斤澜的父亲虽是校长，但他尽忙社会的事，学校的事，况且生养子女十个。林斤澜小学时，好长一段时间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一周教林斤澜一篇《古文观止》，也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但他毕竟不是作家，能教人写作。林斤澜很爱写作，在温州中学上二年级的时候，散文《新路》在校刊上发表，温州中学百年校庆时，找到了这篇处女作。林斤澜有篇散文叫《月明星稀》，记述小学生活，班上有个作文和他并肩竞走的同学，作文中运用了成语“月明星稀”，受老师表扬后，被同学传诵：“月——明——星——稀——”七十多年后，林斤澜的耳朵里，仍有童声合叫的余音袅袅。１９３７年冬，林斤澜进“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班上有个年龄仿佛的“古典美人”，对林斤澜说作文：“‘的’字很重要”；“没有‘的’字好像不是句子”。所谓“的”字，说的是定语。近七十年过去了，林斤澜至今还记得。——叶至诚少年时，就和兄姐出版了《花萼》、《三叶》，前者由宋云彬做序，后者由朱自清做序。少年叶至诚，已经显露出叫人目瞪口呆的才气。
林斤澜对我说，他钦敬叶圣陶。而我对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和《五月卅一日急大雨中》还有看头，而长篇《倪涣之》读后就有上当的感觉。“研究会”里朱自清《背影》可观，冰心找不到一篇杰作来。林斤澜说，他们不是单一的作家，比如叶圣陶，他不仅是作家，他还是编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们各有人格魅力。叶至诚中学时，并不刻苦读书，偏科厉害。上课时，眼睛盯着抽屉看外国小说，老师绕到身后他浑然不知。忽然警觉，老师却说：“喂，你看了借给我看看。”——１９４４年，叶至诚高中读一半，厌倦了，要求辍学，更不想读大学，叶圣陶居然同意。林斤澜说，叶圣陶是看清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后来叶至诚要求到苏北解放区去，叶圣陶也欣然同意：当年国民党实在腐败！
解放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不像人间，老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默然无奈。他每饭必酒。“文革”之前，叶圣陶问叶至诚，“斤澜”两字典出何处。叶至诚转问林斤澜，林斤澜说：“无典。”“文革”开初，林斤澜到他东四十二条四合院的家，忽听“哗啦哗啦”，叶至诚一笑，悄悄说是他爸在搓麻将。这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做贼！叶圣陶的晚年，活得不耐烦，想死。为什么活得不耐烦，想死呢？老人没有讲，叶至诚也没有讲。林斤澜揣摩，一是耳朵眼睛已不聪明，与人隔膜，与世隔绝；二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但，尽管这样，他还与人应酬。一回林斤澜到他家，他就问：“据说你到欧洲去了一趟。嗳，什么时候过来，仔细说说见闻。”林斤澜对我说，他哪里喜欢听呢，只因不冷落人罢了。
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四合院里，有阴森森的感觉。因为老人的孙子一辈有佝偻病，乍一见到，像是地沟里爬出来一样。
林斤澜对我说，叶圣陶“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叶至诚的人格为人，很受乃翁影响。父子成就不同，影响有别，但都是众口交誉的人物。他和叶至诚结交后，便成挚友。
叶兆言在《闲话林斤澜》中说：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的朋友，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我带你一起去看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在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孩子。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间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在贵阳，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