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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真实心情。即使做不到这一点，我也不会陷进完全的虚脱感。
现在我有点迷迷糊糊。起初想说的那个故事，前一页就已变得混乱不堪。我似乎想继续关于周围的话题，但这故事好像有点离题。
大约一个月前，我很偶然地获得了一个坐郊外线慢车的机会。很久没有乘这样的车了，我坐在暖哄哄的车箱里，望着窗外掠过的风景和周围人们的面孔，沉浸在无限感慨之中。车箱的座位不是双人并排式的，而是像地铁车箱那样，两边排列着。我背靠着装满冬天的原野山丘的车窗，用两边的肩膀分享着陌生人的体温。我可以看到对面的男女老少；越过他们的头部，是展现在窗户外面的风景。
过去的回忆在我的眼前形成了几个具体的场景。那些场景一边把现实形态重叠在它的上面，一边模糊了我的视线，终于打动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受颤板，让一些热乎乎的东西直涌上来。这次我彻底放弃了自我，把全身心都交给了心情的变幻与流淌。起初我为不能回到丢失的时间而感到惋惜。但慢慢地，我开始想其他的事情。当时我坐在慢车上，曾为了尝试写别人写的所谓小说而用心地观察周边的一切，换句话说，我曾试图以列车旅行为题材，把车箱内的风景和状况作为小说的一部分。回忆着这一切，我突然感到一种悔恨的情感像雾一样，向内心深处弥漫开去。形成我的大部分东西遗失在过去了。从我现在写作的立场来看，我尤其遗忘了以前的写作。当时我的小说处处充满了感想和偏见，这一点甚至深刻地影响到了叙述和故事的展开，一句话，实在是太幼稚了。然而现在的我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现在被称为所谓作者的我，为了具备细腻或意味深长等美德，正在挂满了现实和语言的文学绳索上，巧妙地行走着。如此说来，现在我的写作跟从前相比，并不是变好了，而是丢失了什么东西。一定是这样的。现在我并不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而是该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在写下这句话的瞬间也同样遵循着这一规范：我的写作到底是踩在什么东西之上呢？真成了作家以后，我在写作方式上得到的更多不是能写的东西，而是写不了的东西。
我沉陷于这种过于极端的想法，深切地感受到一起坐在车箱内的人们和周边所有琐碎的事物带给我的温暖，同时不得不感觉到某种失落。也许我是想从那种偶然也以某种形式捕捉到我的有关写作应具备的美德的理论里得到一点安慰？每当我的文字付印时，我都充满对错别字的恐惧；然后真的发现了错别字时，我肉身上的相应的部位好像也在发青，让我很不放心：难道我真的能坦荡地说，我对自己的小说没有任何哪怕是虚假的信仰吗？当然人们会告诉我，文学的语言本身就是现实和存在，而且我也承认，我乐于接受这种观点。但是现在的
情况有所不同。总而言之，现在我要么更彻底地往一边倒下去，要么洗干净我内心的浊物，重新出发。但是那只是一个想法或一句话而已，说到底办不到。只要文学是以一种制度存在，是不是就完全不可能呢？
那次在慢车里，还想到了几天前的一个念头。当时还觉得是突发奇想，但回想起来却叫人啼笑皆非：暂时搁置我那令人厌恶的自我反省的视角，就用我过去练习写作时采取过的方式，不管怎样生硬和幼稚，只管原封不动地描写周围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或许能冲破内心的惯性，形成一种新的秩序。我立刻把这个想法诉诸行动，在脑海里对周围的东西展开素描，可如以下的文字：
“上了列车后环顾一下周围，发现了一个空位子。我在靠门的位置上坐下来，把围巾解开塞进了大衣兜里。来自座位底下的热烘烘的暖气，让我从脚底一直暖到全身。身体变暖了，心情也跟着好起来了。也许这正是对我盲目地踏上旅途的一个最初的补偿。我这才可以仔细地观察坐在我对面的人——有一位男子一边把肩膀缩成一团，一边搓着手。车箱内已经够暖和，他却一直做着同样的动作，看来这是他的一种习惯。我发觉我看他的眼神里不知不觉中带上了怜悯，所以马上把视线移开了。所有的人千篇一律都是僵硬的表情，这也可以说是韩国人普遍的表情；但微妙的是，当他们见到熟人的时候，就会绽开灿烂的笑容，而一旦分开后就会立刻恢复到这种表情。这样一来，就需要更正一下刚才说过的话：僵硬的表情是韩国人独处时的普遍表情。也许他们正看着的我的表情也是僵硬的。我试着放松自己的表情，但怎么也做不到。一个女人一直在抓颈部周围，这也许只是她的一个习惯而已，但我很想走过去帮她挠痒痒。如果这样，我和她可能会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互相给对方抓虱子的猴子一样，马上变得很亲密……”
我不能再照抄下去了。其实在列车上我也是想到了这个地方就停了下来，然后做出了苦笑。但现在我非常痛苦，因为我更分明地意识到当时感到苦涩的理由。也许不用我赘言，读者们也能猜得出，但我还是决定要说出来。以现在的我来判断，我当时是想像过去一样，写一个幼稚的小说；然而我发现已经无法再回到从前。那种幼稚并不是幼稚的本身，而是被巧妙地伪装、歪曲和加工过了的幼稚。现在的我已不能变回从前的我，那将成为我的一个陷阱。再说一遍：我原以为自己会比以前有所改进，但事实上我是从这个陷阱跳出来，又跳进了另外一个陷阱。
让我痛苦的原因还有一条。说实话，当我开始写这一章时，似乎知道故事会怎样开展下去；但真正写出来时，却分明地意识到来不及理解的事情。我写这一段文字，是否在诱导读者们这样想：“这个小说家要写幼稚的小说，可真是妙；那么，让我们来听一听，看到底有多有趣？”其实我也知道自己的小说没那么有趣，但我在暗地里想，至少可以用这种方法引起读者的兴趣与好奇心。读过我这段告白以后，有些读者或许会认为，我的想法出自于无视读者的心理，但这与事实不符。我不是无视读者们，而是无视我自己。因为，用这种方式引起读者们的兴趣，会让我失去自己，同时连最后的自信也失去了。
我在写刚刚那个段落时，感觉到了内心深处相互矛盾的无数欲望引起的冲突。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试图计算出幼稚和自然之间的某种比例，因此行文也变得惊慌失措，最终暴露出自愧之心。这种自愧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直到我的手指终于变得麻痹，像被打上了石膏。夸张一点也可以说，像得了麻疯病似地在一截一截地烂掉，其结果我必须停止一阵子手的活动。我在自己里面挖过的陷阱，到底吞掉了多少我呢？如果这个陷阱俨然存在，而且在此我得不到任何自由也是事实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消失在里面呢？我是真的做不到呢，还是不想这么做？
暂时转换一下话题。每当我说停止了手里的活，或感到手被麻痹的时候，读者们可能都会产生疑虑，更何况我在这部小说里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说。他们会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这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我也无法确认。当然，这些也许只不过是习惯性的表现而已。我认为，分辨这些言语的真伪并不是关键。虽然我不知道读者会怎么理解我这句话。但是我曾说过，我一直是把读者们当作是我的证人，因此我相信当读者们读到那些话时，会把那一瞬间我的感觉或行动，当作是与我之间约定好的记号形式。也许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约定，因而是一种暴力行为。话虽这么说，但读者们最终也无法确定，我是不是真的把它当做是暴力行为。当然，我也没有必要重复刚才说过的话。
我又在这里自吹自擂，所以我能充分理解，读者们会认为我又在耍傲慢。先别提我推测得对与错，如果我不去接近这些推测和预感，恐怕就无法写下去。或许有些读者想反问，由你来吹，让我们来呼应不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我不认为二者有多大的分别。如果继续借用这个比喻，即我在自吹自擂的同时，又拿着这些话题，希望由读者来敲响它们，那也没什么不可以。说到底，由谁来敲响它们与问题无关，也可能其震动是我和读者之间产生的共鸣。我之所以希望读者们能成为我的证人，非常理想地说，应该是我希望缩短与读者之间的距
离，最终取消那个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