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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起来。后来有个爱闹胃疼的人背上很重的心理负担，自己肚子里有那么一块病，这可怎么办呢。他憋足了劲，就到县城医院诊治，城里的医生一解释，这人便突然明白了。原来肚子里那一块并不是什么病，只是内脏的某一个结，人人肚子里都有。至于胃疼的原因，城里医生说是一种轻微的慢性胃炎，受寒或吃得不对付时就容易发作。后来这个人向其他爱闹胃疼的人说这个事，大家都半信半疑。此后什么时候再闹胃疼，他们仍然去找存善，存善仍然照老办法医治。
存善除了下地劳动和为乡亲们看病以外，就是伺候他90多岁的老母亲。其实存善已儿孙满堂，只是儿孙皆不在跟前。存善的儿子少年闯关东，在东北一个小城里娶妻生子，而后儿子的儿子，孙子的孙子都生在那个小城里。又因为存善的妻子早年就给他的儿子看孩子，也习惯了东北当地的生活，就一直没回老家。这样就只剩了存善和自己的老母亲守着老家过日子。后来儿孙们要将两个老人搬出去一同生活，可是存善和老母亲说什么也不愿离开故土。有一年家乡闹灾荒，饿死很多人，存善和老母亲也挣扎在生死的边缘。这时，在东北的儿孙们给存善出了个主意，让他坐火车去一趟东北，去时买一些东北特缺的辣椒、红枣和花生带上，到东北可以换回数量可观的粮票。凭这些粮票便可度过灾荒。
存善虽不通商道，但此时倒认为这是唯一的生路。于是买好辣椒、红枣和花生，打在一个大行李里边，就乘火车上了东北。在吉林倒车时，存善犯了难。倒车要去排队买票，可是这么大的行李又不敢寄存，怕人家查出来拿他当不法商贩治罪。正发愁时，一个在火车上见过面的中年人走过来，说愿意帮他看管行李。看那人一副诚恳的样子，存善暗自庆幸遇到了好人。可是，出门在外，总要加一点小心，于是他问那人姓什名谁，家住哪里。那人便告诉他自己的住址和门牌号，并说自己名叫天雨湿。他于是放心地将行李托付给天雨湿，自己急急地去排队买车票。
等到买好车票回来，天雨湿不见了。存善登时出了一身冷汗。他找遍了候车室的角角落落，并不见天雨湿的影子，于是他跑到大街上去找。此时正是秋末冬初，天上下着绵绵的细雨，存善冒雨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大声呼喊着天雨湿的名字。半天工夫也没有找到天雨湿的人影。待他回到候车室时，浑身上下已经淋得精湿，他赶紧到火炉旁去暖自己冻僵的身子和双手，没料到，这一暖，就躺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等到他的儿孙闻讯赶来，才送进医院。
出院以后，存善生活不能自理，依靠儿孙伺候，他的老母亲在家无人照管，也只得接到东北来。此后存善不再为人治病，老母亲百岁方逝，存善又活了二十年，最后也无疾而终。
存善走了二十年，村里人别扭了二十年；这一年村子里成立了合作医疗，人们看病又逐渐地方便起来，这才渐渐淡化了对存善的思念。
大 懒
村子里再也没有比大懒更懒的人了。
提起大懒，人们都会说出一串他的懒故事。
祖上给大懒留下一份家业，大懒就守着这份家业过懒日子。“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样的日子他很满足。只是大懒的三十亩地在村子的东边，从家门到地头大约有一里路。就这一里路，大懒也懒得走。他说每天下地仨来回，至少要走六里路，一年三百六十天，算起来就有二千里。这一辈子下地劳动四十年，加起来就是八万里。这等于围绕地球转一圈，这可不行。大懒不愧是村子里唯一念过私塾的文化人，算起账来有板有眼。既然问题摆在这里，他就要解决这八万里的问题，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装载犁耙用的一个破拖车改装一下，上边摞上一个破圈椅，圈椅上铺上一个蒲草团。大懒下地收工都坐在那个破圈椅上，让他家那头老黄牛拉着，悠哉游哉，甚是满意。
大懒崇尚一句俗语，叫做“近地丑妻破棉袄，庄户人家三件宝”。大懒的妻子长得很丑，是那种看着放心用着实惠的贤妻良母；大懒让妻子给自己做了一件大棉袄，外表是用旧被里缝成的，内里吊上一张老羊皮，看上去很破，用起来得劲。他睡觉时把棉袄盖在身上压风，出门时穿在身上御寒，一年四季都带在身边，就是大夏天干活累了想就地歇一会儿，也是将破棉袄铺在地下，既柔软又隔潮气，他说这样不会得风湿病。这件破棉袄一年到头也不洗，看上去又脏又亮，就是扔在大道上也没人捡。大懒深得丑妻与破棉袄的实惠，但那块地却总觉得远。于是起心与别人换近地。离村子最近的一块鸡狗地，大懒看上了它的近便，于是与那家主人商量换地，人家是求之不得，那块鸡狗地就非常顺利地到了大懒手里。
地换得近了，大懒那架破拖车就派不上用场了。人们说，大懒下地收工不坐拖车，村子里少了一景。可是大懒又闹出别的懒故事。这一带庄稼人肥地的一个办法是晒坷垃。冬天将地犁起来晒着，到春耕时满地大坷垃，一个坷垃四两油，谁家地里坷垃多谁就高兴。所以到开春时，家家都下地砸坷垃。别人砸坷垃都是举起锄头，拉开马步，一步一挪往前砸。大懒可不是。他搬个木凳子，坐在地头的树阴下，让老婆孩子从地里往外搬坷垃，他坐在树阴下砸坷垃，砸碎的坷垃再让老婆孩子用土筐抬回地里去。还有，这一带农村兴种谷子，谷子播种时下种较多，是为了保全苗，但也增加了工作量，苗子出来后，密密麻麻，需要间苗，而谷子的间苗是很麻烦的劳动。大懒则不然，他下种比别人少一两倍，苗子出来就稀稀拉拉，间苗时非常省事。大懒的谷子每年都收成很差，而他自己却挺满意，他说种地求自然，庄稼和人都舒坦。
作为庄稼人，大懒不忌讳说懒；作为村子里的文化人，大懒则有“勤勉”读书的习惯。虽然整天与土坷垃打交道，大懒并未忘了读书。他说古人读书讲究“三上”，是利用枕上、马上、厕上的工夫，加班读书，是常规读书之外另加“三上”。俺读书与古人不同，俺是平时种地不读书，单用“三上”的时间读书。他请人将古书抄在白布上，将白布贴在帐子上，睡觉时读一阵，醒来懒床时再读一阵；又将白布张在厕所墙壁上，蹲在茅坑上先读一遍，解完大便再读一遍；还将白布挂于车篷上，赶集上店坐在车上读一会儿。有人说人家大懒种地懒读书不懒，也有人说大懒这样读书比种地还懒得厉害。
“土改”那年，大懒已将祖上留下的老本快吃光了，因此大懒落了一个好成分。成立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大懒在村里又闹出了不少懒故事。村里人都说，大懒的懒名肯定要带到坟墓里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大懒懒了多半辈子，“文革”开始后，60岁的大懒竟变成村子里最勤谨的人。那年秋天刨地瓜，大懒刨出一块人面大地瓜，他左看右看这块地瓜的面目酷似一个人，就捧着这块地瓜偷偷向挨着他干活的人说：“你看，这块大红薯，这面目，这眉眼，还有眼镜，活像江青！”后来那个农民将大懒的话传出去，大懒因此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整个村子里就这么一个坏分子，五个生产队轮着开批斗会，大懒便成了最忙的人，这个队的批斗会刚开完，那个队的人就接过来押着到自己的队里继续进行批斗。有时候大懒实在站立不住了，就躺在地下耍一会赖，每躺下一会儿就挨一顿脚踢，无论怎么踢，大懒总要等歇过劲儿来再站起来。后来大懒练得站功过得硬了，一连五个批斗会下来，他都能站得住。
过了一段时间，公社驻村的红卫兵头头回去了，批斗会便渐渐少起来，大懒也便由接受批斗为主转为劳动改造为主。每天早晨天刚放亮，大懒就扛着扫帚上街，扫完两条大街，赶紧回家吃点饭，紧接着就去掏茅坑，把大街上的几个茅坑掏一遍，然后就跟着大伙下地劳动。劳动一天，太阳落山了，大家都回家休息，大懒又背起粪筐，提把铁锨围着村子修路，这儿平平，那儿垫垫，等转过一圈，别人家都已吃过晚饭。等大懒回到家吃过晚饭，就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了。大懒就这样干活，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大懒不再那么胖了，他变得消瘦而精干，七八年坚持下来，大懒竟没有被累倒过，也没有得过什么病，等到“文革”结束，大懒平反了，摘掉了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