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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25年新高。通胀和失业率开始逐渐下降。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仅政治性上纲上线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连种种恐怖预言也很快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7月份，危机已经消退，我们便撤销了每周的GNP紧急监控计划，经济顾问团全体工作人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解除经济管制是福特当局未受称颂的伟大成就。现在的人难以想象当年加在美国商业上的紧箍咒。航空业、卡车运输业、铁路业、公共汽车业、输油管道业、电话业、电视业、股票经纪业、金融市场、储蓄银行业和公用事业——全都在严格管制下运营。运营监视具体到细枝末节。对此，我最欣赏的描述来自于爱说俏皮话的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卡恩，吉米卡特总统曾任命他为民航董事会的第一把手，他后来以解除航空业管制之父闻名于世。1978年，有一次谈到需要变革时，弗雷德忍不住历数他和董事会必须作出的数以千计的细小决定：“航空出租业可不可以要一架50座的飞机？编外运输机可不可以把马匹从佛罗里达运往东北某地？应不应该让运输班机以包租的价格接送滞留的包机旅客否则班机就要空开？运输机可不可以针对滑雪者引入特别收费而到了无雪的地方退回他们的机票费用？两家航空公司在财务有上下关联，其雇员可不可以穿相似制服？”然后，他看了看国会议员说道：“这是我每天该问的问题吗：这个行动有必要吗？母亲养我长大就是为了做此事吗？”
1975年8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演讲中，福特总统发起消除这种荒唐之事的运动。他向一群商业界听众承诺，他会“将美国商人身上的镣铐拿走”并且“尽量不让联邦政府插手你们的商业活动，不再涉足你们的生活，不再动用你们的腰包，不再找你们的麻烦”。选择芝加哥似乎是明智之举：取消管制的经济学依据主要来自于弥尔顿·弗里德曼等所谓“芝加哥学派”的异议人士。这些经济学家建立起了规模庞大、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作团体，推广“市场和价格才是社会资源的最佳分配者，而非中央计划人”的理论。自从肯尼迪政府以来、一直在华盛顿呼风唤雨的凯恩斯主义认为可以对经济加以“积极管理”；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却主张政府应该少干预，而不是多干预，因为“科学调控”只是人为杜撰的神话而已。此时，经过多年滞胀，工资和价格管制的失败占据了人们的心灵，两党政客开始一致认为政府的微观管理过了头了，是时候少插手了。
实际上，经济政策的重大共识在华盛顿浮现出来了——自由左派和保守右派的态度渐趋一致。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力求限制通胀，削减赤字费用，减少管制措施，以及鼓励投资。福特的解除管制运动最初瞄准铁路业、卡车运货业和航空业。后来不顾来自公司和工会的大规模反对，国会在几年之内就把这三个行业全都解除了管制。
回“为吗有北京米北瓜”：感谢您关注本贴和建议。我不打算回答您的问题，但没有丝毫不尊重您的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我认真回答了，就会置您于尴尬境地。只要您仔细看本帖，特别是本帖开头两段文字，想必自已可以找出答案，并且理解我的做法。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复杂，但真要做起来并不容易。谢谢！
福特解除经济管制，不管如何强调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真的，要过好多年，它的大多数益处才会展现出来——比如说铁路货运价格，开始几乎没什么降价。然而解除管制给1980年代的创造性毁灭提供一个波澜壮阔的舞台：AT&T和其他又老又大的公司如恐龙般灭绝解体，诸如个人计算机和隔夜送达快递服务等新兴行业横空出世，华尔街上兼并和收购活动热火朝天，公司重组可谓是里根时代的标志。还有，我们最终会发现，解除管制也极大地提高了经济的灵活性和韧性。
杰瑞·福特和我日益亲密。他始终坚信经济最需要的是恢复信心和冷静。这意味着远离肇始于肯尼迪任内的冒进干预主义，远离乍兴乍起、政治投机的决策方法，后者在尼克松时代使国家陷入痛苦和动荡之中。福特想让推行政策的步子放慢些，逐渐降低赤字、通胀和失业率，最后取得稳定平衡、持续增长的经济成就。由于这些也正是我的观点，所以经济顾问团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我们不必老是费神揣摩他的念头。我们可以把一个问题归结为一组选项，然后，我拿起电话说：“我们把情况搞清楚了。选项如下。您要选择哪一项呢？是1，2，3还是4？”我们会谈上3分钟，然后结束，根据他的指示，我很清楚他想怎么做。
成为这些事件的中心人物确实让人开心。1976年1月，我帮助吉姆·林恩起草了总统国情咨文演说的经济部分。形势变化很快，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还在重写。有一天晚上，我们在白宫修改演讲稿，工作到深夜，这可是一件繁琐的苦差事，因为没有文字处理机。于是吉姆说：“我不知道我离开后会是会么感觉。也许我会出到这幢大厦外边，鼻子紧贴着玻璃往里看，觉得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全在做莫明其妙的事。”我们哄堂大笑。不错，我们正用剪刀、胶带和涂改液工作着——我们可是在撰写国情咨文演讲辞啊！
白宫也是对我的网球技艺大有裨益的地方。过了青少年阶段，我就再也没有打过网球了，不过，天气回暖之后，危机倒降温了，我在白宫的网球场上重新开始打网球。球场就在户外，靠近西南门，它有一大好处，那就是完全被蓠笆遮住。我的对手是能源大亨弗兰克·扎布，他也很长时间没有打网球了。因此我们很幸运没有人在场观战。
每个周六或周日我都会往返纽约——我要给寓所里的植物浇水，还要陪母亲共度时光。这些旅行和生意无关：符合利益冲突规则，我已经完全从汤森—格林斯潘公司的运营中退出来，全权委托他人打理。公司在我的副总裁们手里，她们是凯茜·埃克夫、贝丝·卡普兰、露西尔·吴和临时回来帮忙解决棘手问题的前副总裁朱迪思·麦基。汤森—格林斯潘公司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在这个盈利性机构里，男人们在女人们手下当差（我们总共大约有25名员工）。我雇佣女性经济学家不是因为受妇女解放运动的激励，仅仅是出于良好的商业头脑。我对男性和女性的价值同样尊重，并且发现由于其他雇主并非如此，使得女性经济学家比男性经济学家廉价。雇佣女性有两大好处：汤森—格林斯潘公司花同样的钱做出了更高质量的工作，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女性的市场价值。
我总是在周末带上经济顾问团的一些工作来做。周一至周五，我每天会工作10到12个小时。我惯常的做事计划很惬意，从黎明时分泡一个长长的热水澡开始。1971年扭伤后腰后，我就有了这个习惯。作为恢复疗程的一部分，我的整疗医生建议我每天早上泡一个小时的热水澡。我发现自已喜欢泡热水澡。这可是个理想的工作环境。我可以读，也可以写，而且完全不受打扰。一打开排气扇，我就能听到白噪声（译者注：白噪声是各种频率声音的混合，令人平静放松）。我的后腰后来痊愈了，不过到那时，泡澡已经成了一种主动选择。
我早上7点30分出门。我的寓所就在水门大厦，离旧的行政办公大楼很近，我可以间或步行去上班。围绕着白宫的街道要比尼克松当政时期安静得多，以前每次我到访华盛顿都不得不穿过抗议人群。我的日常公事和其他公务人员所做之事很象。白宫工作人员在上午8点钟碰面，经济政策委员会在8点30分聚会，一天的工作就此开始了。我通常会工作到晚上7点钟，其间打打网球或者偶尔玩玩高尔夫球。总统会定期约我去华盛顿郊外的一家名叫燃烧树的乡村俱乐部打高尔夫球，那里后来由于不接待女性而声名狼藉。如今，没有哪位总统可以这么做，但是1970年代早期，很少会有人对此抱怨。我会去参加晚宴或者去参加音乐，一般都坐在总统包厢里，要不就在某个招待会上露个面。我没有真正休过假，但是我并不介意。我一直在做我喜欢做的事。
经济复苏大大地提高了福特在1976年成功竞选的机会。鉴于公众对水门事件的扫兴记忆、尼克松的道歉、通货膨胀和欧佩克问题，很多权威专家开始放言：不管是福特还是哪个共和党人，都没有什么机会获胜。那年夏天，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