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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必须作出抉择。随着不安指数接近20％，来自国会的政治压力十分巨大，要求大幅削减税收并大量增加政府开支。这种做法能够在短时间内提振经济，却有进一步推高通胀的风险，进而可能带来灾难性的长期后果。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面临的只是一个基于库存的经济衰退，最佳反应——从经济上而不是从政治上来说——应该是尽可能地顺其自然。只要我们的手远离“恐慌按钮”，经济就会自我调整。
福特是个老成持重的人。1975年1月初，他指示我们制定最温和的计划。这个计划最终包括缓解能源危机的举措、对联邦预算增长的限制和刺激家庭的一次性退税。退税是私营企业经济学家安德鲁·勃瑞姆尔的主意，他是约翰逝总统当政时的美联储首脑，是担任该职务的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这个计划公布前几天，福特总统仔细问我：160亿的退税会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前景。从经济上来说，退税是一种审慎的回应手段，我告诉他并解释说：“只要是一次性而不是永久性退税，就不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
他的回答让我有点吃惊：“如果你认为该这么做，我就提请这个议案。”当然，他也会向比我资深的顾问咨询此事。不过，我想：真有意思，美国总统会听我的意见。我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的感觉——还有踌躇满志的快慰。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别的方面，福特不欠我任何人情，由此足见思想和事实的确起作用。
他的紧缩计划从经济角度来说很有道理。它和我的决策哲学不谋而合。检讨政策时，我总是问自已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弄错了，经济成本会有多大？如果没有下跌风险，就可以放心尝试各种政策。如果失败成本可能很高，那么即使成功的可能性是50比50，也必须避免此类政策，因为无法接受高昂的失败成本。尽管如此，福特总统的抉择还是冒了很大的政治风险。他很清楚他的计划会遭到处置不力的指责——如果情况证明计划太过温和，它有可能延长经济下滑的时间。
我决定经济顾问团必须把下列事项当作紧急要务。总统需要知道我们是面临暂时性的库存危机还是需求的彻底崩溃。惟一不会错的经济衡量手段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它是由经济分析局从大量统计数据中估算出来的，综合反映了经济的方方面面。不幸的是，经济分析局一季度只出一次这种数据——远远不敷应用。再说，也无法用后视镜往前开车（译者注：指这些数据大大过时了）。
我的想法是安装一套紧急头灯：一周一版的GNP数据可以让我们实时监视衰退情况。我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在汤森—格林斯潘公司估算过每月一次的GNP数据。它吸引了那些等不及官方季报数据出来就必须做出决策的客户们。所以，分析基础有现成的，进行每周估算只是意味着加大工作量而已。有些至关重要的统计，比如零售额和初请失业金人数都已有按周统计的现成数据，因此这些倒容易办。其它关键数据，象汽车销售或者耐用品（工厂设备、计算机等等）的订单和发货统计，正常来说10天报告一次，或者1个月报一次。库存数据也是一月一报，而且调查数据经常是不准确的，常常要作大修改，更添了估算的复杂性。
有一个填补这些信息鸿沟的方法，那就是打电话。多年来我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客户及社会关系网络，包括众多公司、同业协会、大学院校和监管机构以及许多只要我们打电话求助便会慨然回应的人们。各家公司会透露机密的订单情况和雇工计划；商业领袖和业内专家会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指导我们。举例说吧，通过这些听来的信息给合诸如原材料价格、进出口情况和交货时间表等等敏感的量度办法，我们有能力获得更为清晰的库存画面。
我们收集的数据仍然只是一些片断而已——远远达不到经济分析局面向公众的GNP计算标准。但却符合我们特定的需要。当经济分析局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得知我们想做的事后，他们积极参与，协助构建我们的分析。经过两三个星期的挑灯夜战，一周一版的GNP系统建立起来了！在此其间，我们的小组人员也做好了于2月初发布的年度经济评估。最后，我终于能够带着最新的真实情况，去面见福特总统，而不必瞎猜了。
打那以后，政策问题变得明朗多了。每周我都会在内阁例会上更新衰退的全面情况。看着10天一期的汽车销量、每周的百货零售额、建造房屋的许可及开工的数据、来自失业保险系统的详细报告以及其它种种数据，我们越来越确信此次是较为温和的经济风暴。原来，消费者们虽然度日艰难，但一直都还在正常购物。而且，消耗库存的速度很快，要不了多久就难以为继了，换句话说，商业库存就要用完了。这意味着生产量马上就得上升，以弥补与消费量差距。
有鉴于此，我告诉总统和内阁：经济衰退就要触底回升了。我胸有成竹地说：“我不能告诉你确切日子，但是，除非消费市场和建房势头意外大滑坡，经济回暖已成定局。”一周又一周过去了，数据摇摆不定——最后终于出现经济学上罕见的好机会，此时情况已经明朗，接下来发生的事也都在预料之中。因此，到1975年3月我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美国正“如期”恢复元气。我作证说，我们又面临一个糟糕季度，该季度失业率可能高达9％，然而，就目前来看，情况有可能“谨慎乐观”。而且我还警告说：过大的开支增幅或减税计划，会过度刺激经济，小心通胀再次盘旋而上。
那年春天，围绕着总统经济计划的政治风暴有目共睹的。国会沉浸在极度恐怖之中，我常开玩笑说，我上国会山进言陈词的时候，必须穿上防弹背心，外加盔甲。《新闻周刊》把我的照片搬上了1975年2月号的封面，冠以标题“跌到何时休？”国会议员亨利·罗伊斯认为福特象1930的赫伯特·胡佛一样，会让大家陷进大萧条，他的话四处传扬：“总统采纳的经济建议和当年胡佛所采纳的同属一类。”当我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露面时，身为主席的爱德·穆斯基坚称政府当局做得“太少太迟”。国会议员会提出了刺激经济的种种议案，使得预算赤字高达800亿美元并且仍有增加趋势，这在当时是惊心动魄的大数目。劳联与产联（译者注：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主席乔治·米尼甚至更加耸人听闻喋喋不休。“美国处在自大萧条以来经济最糟糕的紧急时刻，”他慨然陈词道：“现在局势令人恐慌，不祥之兆日甚一日。这不是另一轮经济衰退，因为二战后的5次经济衰退全都不能与这一次相提并论。美国经济远远没有到能自我纠正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政府干预措施”。米尼希望政府实行高达1000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包括为中低收入家庭大幅度减税，以刺激经济增长。
有一件事令每个人都很讶异，那就是没有公众抗议。经历十年公民权利和反越战游行之后，每个预见到9％失业率的人都预计街上会出现大规模示威游行和重重路障，不光美国会这样，欧洲和日本也将如此，因为那些地方的经济问题同样严重。然而这一幕并没有发生。也许这个世界已经完全被石油危机以及导致石油危机的那十年弄得筋疲力尽了。的确！抗议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美国似乎正以同舟共济的心态共度艰难时光。
福特总统顶住各方压力，使他的经济计划最终立法生效（国会确实把退税抬升了差不多50％，每个家庭高达125％）。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曾向公众许诺复苏会在1975年年中出现，而复苏果真如期开始了。国民生产总值象火箭一样窜升——到10月份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达到25年新高。通胀和失业率开始逐渐下降。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不仅政治性上纲上线几乎一夜之间销声匿迹，连种种恐怖预言也很快被人们抛到九霄云外。7月份，危机已经消退，我们便撤销了每周的GNP紧急监控计划，经济顾问团全体工作人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福特总统顶住各方压力，使他的经济计划最终立法生效（国会确实把退税抬升了差不多50％，每个家庭约为125美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曾向公众许诺复苏会在1975年年中出现，而复苏果真如期开始了。国民生产总值象火箭一样窜升——到10月份的时候，经济增长速度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