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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权威专家开始放言：不管是福特还是哪个共和党人，都没有什么机会获胜。那年夏天，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之前，民意测验表明福特落后30多个百分点。然而，由于福特行事谨慎、公正无私——还有他的执政成就——终于赢得尊重，很快缩小差距。
现在的美国国会也是受金融界控制和左右了，我真担心金融街的人摇身一变进了政界，迟早会绑架纳税人其实已经绑过了。
美国金融界或企业界的人，本来就可以随时进入政界。比如：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提到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或者说政界中的人随时会到企业界做总裁或顾问之类的高级职位。
布什父子的企业背景，在回忆录中也交代得很清楚。美国真是一个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利益一致的国家，当然也要考虑到普通选民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作用。
美国金融界或企业界的人，本来就可以随时进入政界。比如：格林斯潘回忆录中提到的美国前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或者说政界中的人随时会到企业界做总裁或顾问之类的高级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进入政界，需要你有政绩的，大部分政客是从大学所学专业开始就参与政治几十年，才能做到议员那个位置。
美国财政部以及美联储，最近的人选都是美国建国以来的例外，而且是有附加声明的， 金融危机时期的暂时负责人等头衔。
布什父子的企业背景，在回忆录中也交代得很清楚。美国真是一个国家利益和资本家利益一致的国家，当然也要考虑到普通选民在某种程度上的平衡作用。
资本利益确实决定着政治利益， 可资本是个很大的范畴，包括石油，能源等领域， 而金融只是其中的一个范畴而已。 我提到的就是金融界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大举进军美国政界的。
我说的小毛病举个例子：83页，原文“如果下面他要的定义”，似乎“如果下面是他要的定义”更为合适。这样的小毛病很多，需要完善译本。但总体来说，译得不错，读起来很流畅，没有有些翻译的东西那种桀倨骜牙难以卒读的感觉。本身的内容也很吸引人，捧起来就想一直读下去。前面这些部分是格氏职业生涯的描述，能了解到不少东西，后面似乎是格氏对世界不同地区的评论。楼上有说没提到尼克松废除金本位，这可能和尼克松当选后格氏拒绝了加入白宫幕僚的邀请，回到纽约他的公司远离华盛顿圈子有关。这本书我觉：关于您说的“进入政界，需要你有政绩的，大部分政客是从大学所学专业开始就参与政治几十年，才能做到议员那个位置”，说的是实情。但是，恰恰是这“大部分”政客不能主导美国国策（虽然他们也很重要），他们往往是被争取的对象或者风吹两面倒的墙头草，常常被美国权力核心的人物借助新提案或政治事件所操纵，这些政客在很大程度上确实代表了选民利益，操纵了他们，也就操纵了美国选民，操纵了美国国策。当然，这种操纵不是无限放大的，由于美国宪法很稳定，加之美国人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相对来说很强，这些政客及其所代的选民利益还是能得到较大的保障。
那么与这些“大部分政客”相对应的美国权力核心人物，是哪些人呢？看看小布什的上升之路吧，这决不是偶然的。再看看希拉里吧，她是做了几十年的政客，但是她差点儿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这决不是因为她努力了，也不决不是因为她有才华。看看历届美国内阁，也就是所谓总统幕僚的上升之路，我们也就明白“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或者“藤拉藤，线牵线”的情形在美国政界是相当普遍的，决不是在国会“死做几十年”就能走向权力巅峰或权力核心的。
既然美国政界如此“黑暗”，如此多的“裙带风”，为什么美国还标榜是最民主的国家？世界上大部分人似乎也承认美国是最民主的国家？第一个问题好回答：自说自话嘛！第二问题也好回答：美国的自说自话，相比于世界上很多其它国家，还是比较有分寸的，相对来说“最民主”了。美国权力核心的这些人物，往往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在精神层面抱成团，扮演保护美国人民拯救世界的角色，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利益，就是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利益，反过来，美国人民的利益或全世界的利益就是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可以悍然出兵伊拉克，也可以在看似和他们没有直接利益的事情上硬插一手。这些人看似党派不同，甚至在美国制度中处于互相制衡的位置，其实，骨子里是一路货。他们的职位可以“轻松互换”：白宫幕僚长眨眼间成为国防部长，商界人士立马成为财政部长，白宫幕僚长和财政部长职位对调，财政部长成为国务聊，昔日总统经济顾问成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甚至在其回忆录中对此过程有生动描述：
1987年3月，我接到杰姆·贝克打来的电话。贝克时任财政部长——做了四年紧张兮兮的白宫幕僚长之后，他的工作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大变换，1985年，他和唐·瑞根对调职位。我和杰姆在福特时代就是朋友了，他接任财政部长一职时，要为通过参议院听证做准备，我曾经助他一臂之力。他让助理打电话问我能否前往华盛顿，去他府上一晤。这让我很意外——为什么不在他的办公室里见面呢？不过，我还是答应了。
第二天，一位华盛顿司机把我送到贝克府上，那是一幢乔治殖民时代的房子，古色古香，座落在福克斯豪尔路边的幽雅之地。我惊讶地发现，等待我的人，除了杰姆，还有里根总统的现任幕布僚长霍华德·贝克。霍华德开门见山：“保罗·沃尔克可能会在今年夏天任满之后离开，”他说，“我们现在不能委任你这个工作，但是我们想知道，如果可以的话，您会不会接受该任命呢？”。
一时之间，我无语以对。数年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已会是美联储主席的潜在人选。1983年，沃尔克第一次任满的时候，华尔街的一家公司进行了一项快速的民意调查，看看如果沃尔克离任的话，有谁可以取而代之。我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名单的最前面，这让我着实吃惊不小。
哪怕我和阿瑟·伯恩斯过从甚密，美联储对我来说也一直是个黑盒子。亲眼看到伯恩斯为此备受煎熬，我觉得自已无法胜任这个工作。我似乎远远没有足够的知识去为整个经济体设定利率。这个工作看起来变幻莫测，就算掌握所有知识，做起来也是极易出错的。预测象我们这样复杂的经济，对错之比可不是90比10。如果能达到60比40，就要谢天谢地了。话虽如此，挑战之大实在令人难以拒绝。我对两个贝克说，如果真会任命，我愿意接受挑战。
我有很多机会可以打退堂鼓。接下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贝克会打电话给我，说些“还未议定”或者“沃尔克正在考虑是否留任”之类的话。我心神不定，一会儿觉得此事大有可能，一会儿，又觉得有点儿难成。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贝克打电话说“保罗已经决定离任。”我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问我对此是否依然感兴趣，我说是的。他说：“过几天，你就会接到总统打给你的电话。”
令人吃惊的是，格林斯潘更在后面露骨表示：在以后的四年半里，鲁宾、萨默斯和我每周都会有秘密的早餐会。两会之间我们频繁通电话，光顾彼此的办公室（1999年中，鲁宾重返华尔街，萨默斯成了财政部长，之后，我和萨默斯继续保持这种联系）。早上8点半，我们在鲁宾或我的办公室里碰面，边吃边谈，坐上一两个钟头。我们交流资讯，反复掂量数据，共商策略，酝酿新点子。
注意：当时格林斯潘是美联储主席，鲁宾是财政部长，萨默斯是副财长。公众认为：他们之间虽然应该有合作，但更多地，应该是互相制衡，希望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的政策，从而保证公众利益。他们倒好，私下里秘密开会，不是一次两次，而是长年累月地这么做！前面有一段，竟然是这么说的：
这是新任财政部长及其班子的大胜。我与鲁宾以及萨默斯的交情自此不断。我们长时间一起分析问题，互相激发新思想，会见国外同行，在国会作证，我们成为经济领域内生死与共的战友。我觉得和鲁宾之间的相互信任只会随着时间愈来愈深。我从来不担心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