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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电路板的制作很像照片的显影，在一块由树脂做成的平板上覆盖铜箔，再涂上一层感光液，将设计好的电路翻印到上面，经过一定的程序，没有用处的铜膜被腐蚀掉了，然后依靠人的双手把配件插在电路板的小洞中，用电焊把它们一个个焊接起来。一块主板大致包括200多个组件和400多个焊点，这是一个可以计算出来的生产过程，仍以人力占据主要比例，只需眼明手快就能做好。在计算机行业的整条“利润链”上，这东西不是“制高点”，而是属于最下游的产品。用台湾电脑商施振荣宣扬的“微笑曲线”来衡量，“中央处理器”和“操作系统”是处在微机“利润链”的最高端，以下依次是存储芯片、硬盘和显示器。主机板的位置几乎处在最低层，其平均利润只有1％，至于最后的电脑组装业，就更低一层（见图）。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在那些计算机产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人们不愿意在这里投入资源和心血。于是这块骨头被甩抛出来。柳传志是个现实主义的梦想家。他看出这个名堂，决心把自己最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全部的资金放出去一搏，这就不仅是“上马”对“中马”，简直就是“上马”对“下马”了，焉能不马到成功。
联想历史的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这就是中国个人计算机产业的起源。其实早在联想的“海外战略”实行之前，国内一些国营厂家的“286微机”就已经起步，比如电子部属下就有北京的“长城0520”和山东的“浪潮0520”，只不过当时全国拥有的20万台微机被IBM和AST垄断着，国内微机生产的规模很小，全国只有几千台，基本上都是把现成的零件组装起来，并非创造。倪光南小组现在做的事情，在有些方面超过了国内的前辈，比如他要对主机板的结构和电路重新设计，还要采用一些新的焊接工艺。尽管这些配件都是现成的，但是需要精心设计并把它们组装在一起。随着中央处理器的变化，主板的设计布局以及线路都要跟着变化。
倪光南是个天生的电路设计大师，结构越是复杂多变，他就越是兴奋。我们细检公司的记录，可知那几个月是柳、倪二人最心心相印也最富有成效的合作期。1989年新年晚会，按照公司的记载是“欢歌笑语回旋荡漾，时装表演一举夺魁”。全体员工携带家眷齐聚京西宾馆。一群女孩子身着五彩缤纷的服装款款而来，博得全场喝彩。大家一起“祝姑娘们永远美丽漂亮，祝公司更加兴旺发达”。可是倪光南仍在香港苦干，不能出席。这让柳传志感到若有所失，当场率领公司上下320人昂首面南，遥祝“我们的总工程师”身体健康，早日回来。几个星期以后到了除夕之夜，倪光南携带尚未最后完成的“286微机主板”从香港飞回北京。柳率众到机场等候，真像是在迎接一个凯旋的英雄。旧历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倪光南带着7个研究者继续完成最后的工作，柳传志每天来问候，这还不够，又把中国科学院的胡启恒副院长请来给倪光南拜年。
3月的第一周，他又把倪光南送上飞机，到德国去参加汉诺威交易会。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电子技术交易会，有100多个国家的50万人聚集于此，40个国家的3 300个展团展示了最完整的办公室、信息和通讯技术，把交易会的16个展厅挤得满满的。倪光南带着“联想Q286微机”和主机板来到现场。他在那里待了10天，柳传志则每天在家里守候着他的消息。结果他们大获成功，总计拿到了2 073台“联想Q286微机”和2 483块主机板的订单。它们来自意大利、法国、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芬兰，还有当时的西德。对于柳传志和倪光南来说，这不仅意味着订单。公司拥有最具眼光的领导者，还有技术、资金，以及最好的市场机会，一定可以在微机市场上大有作为。
我们已经知道，联想早期微机生产的阻力首先来自政府，以及政府下属的那些老牌计算机厂家。因为他们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不经“许可”便属违法生产。柳传志开辟“香港战场”，也是为了应对这种局面不得已而为之。犹如当日张祖祥的自嘲：“走了一个曲线救国的路，等我们在国外做成了，他们会承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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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
第22节：“斯巴达克方阵”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柳传志
香港东区联想公司办公楼的狭窄走廊上，堆满了微机板卡，从地面一直摞到天花板，全都是来自用户的退货—每卖出100块就有20块被退回来，另外80块也让人提心吊胆。这样的情形已经持续好几个星期。周晓兰每天清晨醒来，满眼都是那些无声的板卡，觉得它们不再是公司辉煌的象征，而是一个麻烦。她是个高个儿女人，性格爽朗，风风火火，所向披靡，是公司员工心目中的“女强人”，还被柳传志说成是“女拿破仑”，可现在也是一筹莫展，不住念叨：“前面发货，后面退货。真是让我焦头烂额！”
到了阴历腊月三十这一天，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放假回家，周晓兰终于意识到“着急也没用”，索性一跺脚，买来一盒香芋冰激凌让自己的烦躁情绪冷静下来，然后直奔启德机场。飞回北京的时候天已大黑，古城爆竹声声，送旧迎新，她却还在摇头叹息，觉得周围歌舞升平的景象和自己正在经历的麻烦一点也不协调。
今天我们回想起来，20世纪90年代的确是在一种惊人的不协调中开始的，无论对于联想公司还是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如此。京城恢复了往日的祥和。第五颗通信卫星发射升空，让人振奋。一部叫做《渴望》的电视剧把全中国的老百姓哄到电视机前，每天晚上如醉如痴。故事是教人从善的，充满阳光，可惜那时候人们都在抱怨身边的黑暗太多：北京接到5万件告状信，云南首次发现146个艾滋病患者，广州的私营企业主正在卷款外逃，有2 651个公司被宣布非法，有18 000个工程被责令停建，还有刑事犯罪问题、环境污染问题、通货紧缩问题、银行坏账问题、企业债务问题、农民进城问题。联想在过去的5年里一路高歌猛进，可是有个咨询公司的专家在进驻四周之后，说他们是“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混乱”。初听上去有点耸人听闻，其实你仔细想想，那时候我们整个国家不都是“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混乱”么！
公司的成长很明显，就好像一个人进入青春期，生机勃勃而又躁动不安。自从德国汉诺威展会之后，订单源源而来，压得公司气喘吁吁。原来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不仅是辉煌之路，还是个麻烦之源。做出几个样品是一回事，组织大规模的生产、销售和销售以后的服务，是另外一回事。香港的制造基地在仓促之间建立起来，说是流水线，其实也就是两台机器，大部分依靠手工，工艺简陋，既缓慢又无标准。几十个工人大都是没有经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妇女，经过简单训练再戴上一副手套，就能工作了。她们把配件一个一个插在板卡上，第一个人插电阻，第二个人插电容，第三个人插芯片。等到把几百个零件全都插好之后，就拿到另外一台机器上去过锡。凭感觉调节焊锡温度，控制松香多寡。有个技术高超的工人拿把电烙铁，把中央处理器的160个“腿”一一焊牢，然后用水洗去松香，烘干。依靠眼睛观察和用手摇晃配件的办法，来查看它们是否焊接牢固。情况很明显，这是小作坊，不是大生产。
尽管如此，还是要快步向前。如果不是仗着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公司的产品如何能够生存？如果走一步一回头，公司又如何在既定的时间之内到达自己的目标？这就像是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先头部队必须一往无前，留下空虚的后方让其他人来填补。
第四章 “斯巴达克方阵”
第23节：用联想微机取代AST
说到攻坚战，柳传志的希望是“早晚有一天要取代AST”。自从1987年在IBM和AST中选择后者来做代理对象，他就种下这个念头。1990年1月，柳传志召集香港公司12名经理，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AST微机”能够风靡中国市场？那时候大陆上的中国人买一台AST/ P386，要付33 900元。去掉进口商的折扣、关税和营销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