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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乡间的习惯是一成不变的。如果亚芳再小一些，比如，只是十二三岁，就简单了，用席子一卷，扔到某条山沟里就可以了。孩子再大一些，比如像亚芳这么大，勉强算是个大人，就不忍心一扔了之了。在海棠，大人的丧仪一般是极尽郑重之能事的。哪怕死者生前受尽虐待，死了之后，也要打扮成一个盛装的乡间绅士。老衣当然是新的，当然是绸的或缎的，而且是棉的、单的、夹的（春秋两季可穿的，介于单棉之间）各一套，还必须同时穿上去，不穿在身上是不算数的，等咽了气再穿上也不算数。人们急着给弥留者穿衣服的情景我见过几次，实在近乎疯狂，十万火急的样子，无数双手同时上去，脱旧的，穿新的。把单棉夹各一套衣服同时穿在一个奄奄一息的人身上，难度可想而知。如果弥留者愿意在清醒的时候就“穿好衣服”，则另当别论。不过，只有看破生死的老人才愿意这样。而亚芳呢？一个娃娃芽芽儿，一个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会是什么情形？
况且，她的病情是被隐瞒着的。她的老衣也更复杂一些，除了单棉夹三套之外，最外面还要加上特别的一套白，白色的孝服，有一个专门的词为“穿白”。凡是双亲尚健在的死者，都要“穿白”。你提前走了，你也得尽“孝”。
人们考虑到亚芳是一个念过书的女孩，给她准备的白，是一件白布连衣裙！穿在三套衣服的最外面。人们其实是希望亚芳再不要清醒过来的。但是，正相反，没过多久亚芳就醒过来了。亚芳看到了自己身上的“白”，撕扯着、喊叫着、踢打着，很不安静了一会儿，很快耗尽了体力，又昏迷了。这样折腾了几次，终于在几天后的一个凌晨咽气了。这天，南山和北山上，层层梯田里，到处是未割或割倒的麦子，却人影寥寥。麦黄时节，虎口夺食的日子，人们却相当一致地染上了颓废症，连家门都不愿出。
粮 食
一个黄昏，二阿爷（二婶）背柴回来，叫我去她家。我就跟着去了。我跟着她，直接去了厨房，她把背斗放倒在灶洞口，然后坐在一个木墩子上，点火烧水。我坐在有些脏乱的厨房炕上，和二阿爷说着话。我看见，二阿爷每次从背斗里抽出一小把麦柴，塞进灶洞前，都要抖一抖，然后，再低头瞅两眼，瞅见一颗粮食，就捡起来，放在风箱上面的一个火柴盒里，我有些好奇地走过去，看到火柴盒里，有半盒麦粒。二阿爷知道了我在注意什么，就说：粮食颗颗儿是最值钱的东西，比金子银子都值钱，比钱还值钱，五八九年你装上一疙瘩银子，换我的一碗粮食我还不换。再说，五八九年你有一疙瘩银子，我没一碗粮食。现在的人把饿肚子的事情都忘了，把他爸爸妈妈饿死的事情都忘了。
我从二阿爷家出来，把二阿爷用火柴盒捡粮食的细节对母亲说了，母亲笑着对我讲了个故事，二阿爷为了捡粮食颗颗儿和孙子吵架的经过：
孙子问，你多长时间能捡一火柴盒盒粮食？
二阿爷说，半个月能捡一盒盒。
孙子又问，一火柴盒盒粮食能吃几口？
二阿爷说，能吃两口。
孙子说，我半个月省两口饭，你别捡粮食了。
二阿爷说，能行！
二阿爷说完“能行”二字，就悄无声息地下炕了，下了炕，从地上捡起自己的一只布鞋，把孙子压住，照准孙子的屁股狠打一通。
父亲去世后，先是被停放在堂屋地上的一块木板上，脸和全身都用白布遮了起来，头顶放着尖尖的一碗黄米干饭。黄米干饭旁是一盏油灯——半碗清油，用棉花搓成的捻子一头在油里一头在碗边，碗边的一端被点燃后，一直要燃烧到下葬的那一天，中途灯绝不能灭。灯一灭，父亲到那一世就永远是黑的，而且也要挨饿。
出殡的那天，阴阳先生先要驱赶父亲的灵魂，让它回到身体里去。所用的工具竟是粮食，是一碗杂粮——玉米、高粱、麦子、谷子、糜子之类，阴阳先生一边念着咒语，一边把杂粮撒向四处，不是撒，而是带着一些力度，差不多是打了，打在墙上、地上、脸上。杂粮打在我脸上，疼得烧乎乎的，疼得有些惊心动魄。
农民一年也要缴一些税和费的，费这一部分，前些年叫“两金一费”，后来改为一个名称：统筹费。据说，名称变成一个了，但数量有增无减。农业税，加上统筹费，人均一百元左右。一家农户如果是五口人，就要缴五百元。我可以
想象，一户农民一年拿出数百元缴税和费的内心感受。绝大多数农民实在是太穷了，依靠土地吃饱肚子问题不大，但是，也仅仅是吃饱了肚子而已，一年缴几百元的税和费，其难度可想而知。后来，收税的税务部门和收费的乡政府想出一个办法，将税和费转换成粮食任务，让农民直接把粮食任务缴到粮库，然后税务部门和乡政府与粮库分别结算税与费。
拒不缴税（费）者也属常有。
这些农民被称作“钉子户”。
乡政府想了一个好点子，让各村的小学老师去攻“钉子户”。给每一个小学老师摊派几家“钉子户”，收来的税和费顶替你几个月的工资，收不来，你就几个月领不到工资。个别能抹下脸皮的老师倒也不难，比如，实在不行，就住在“钉子户”家里，吃在“钉子户”家里，直到“拔掉钉子”。但脸皮薄的老师毕竟占多数，“钉子户”一般都理由十足，而且十分“难缠”，多数小学老师说几句话就脸红，根本不是对手。于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宁可领不到几个月的工资，也不愿颜面丢尽去碰“钉子户”。
比较起来，中学教师就有脸得多。他们每年有两个月领不到工资，这两个月的工资被称作“档案工资”，人人如此，已经十几年了，时间越长，他们就越不抱希望，权当一年不是十二个月，而是十个月。除此之外，每年还有一两个月的工资，是用粮食顶替的，发给你粮票，凭票去粮库领略略低于市场价的粮食，不过，领出来的粮食往往用最低的市场价也难卖出去，因为这大多是粮库里积存多年的旧粮。
我的同学有禄在中学当老师。一天，有禄把顶了一月工资的一千六百斤麦子打出来，运回家，一边把粮食倒进柜里一边嘀咕：他*的，这老师当不成了。话音未落，被村里人称为碾子背后老汉（因家住在旧时的碾子背后而得名）的有禄父亲就破口大骂：日你妈，你一个月挣下的粮食，农民要辛辛苦苦种一年呢，你月月有个麦子黄，农民一年等一个麦黄七月，遇上荒年连种子都收不回来，狗日的你还有啥不满足的！有禄想不到父亲会发火，而且还真生气了，但父亲的话又凿凿有据，令他无言可对。
就是这个年近八十的碾子背后老汉，对粮食的态度极为有趣。由于儿子有禄每年都能领回来两三千斤粮食，而家里的地也没有荒着，由有禄的弟弟福平耕种，每年也能收个几千斤，于是，粮食越放越多，柜里面放不下，老两口的棺材也用上了。有禄多次给父亲建议：把余粮卖掉，变成钱，将来没粮吃了用钱再打，而碾子背后老汉就是不认这个理，总觉得家里存下粮食比存下钱心里踏实得多，再来个五八九年也不怕。更有意思的是，碾子背后老汉总是坚持吃最早一年的存粮，绝不乱吃，也绝不吃当年的新粮。有禄的姐姐家在北山后面，年年歉收，碾子背后老汉时不时地送粮食救济她，奇怪的是：老汉只舍得把刚打下的新粮送给女儿！女儿和女婿当然不好意思，不要新粮，要旧粮。老汉却硬是宁舍新粮不舍旧粮。这便成了一大笑话，官道里的闲人时不时会讲起来。
挨 刀
去年八月，我回过一次老家。我坐着朋友的一辆桑塔纳，进村的时候是晚上十点多，村子里已经黑尽了，大部分人都睡了。当晚住下后，转眼到了次日早晨。吃罢饭，邻居家的一个大肚子婆娘进来了，说：“四爷（我辈分高）你昨晚上差点把我吓死了。”我问原因，她笑着说：“你的车一响，我们还以为计划生育干部来了，赶紧翻过墙就跑，连鞋都没穿上，跑了几十步，才知道是你，又光着脚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