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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汉
在海棠，老年人无论男女，都称老汉。
母亲每天闲了，就和几个老汉坐在一起说长道短，其中议论最多的话题还是关于“老汉”。无非是谁家的老汉享福，谁家的老汉受罪，哪个老汉又死了，哪个老汉病在炕上起不来死不了，诸如此类。而且被议论的老汉，不止是海棠的，包括礼让的、寨子的。礼让一个老汉（女）喝上老鼠药死了，从海棠某家借了棺材，家里几个后人都不缺钱，“光阴好得很”，竟用这种方式死了。母亲们由此得出结论，穷一点不要紧，“有一碗饭吃就行了”，“有一把热炕就行了”，关键“要有人值钱呢”，没人值钱也罢，最怕的就是“把你连半个人都不当”，“连半个人都不当”也没啥，千万别活成“猫儿大”了。
猫儿是认名字，大就是爸。
猫儿大是几个月前死的，据说是饿死的。人们说，猫儿大肯定是“五八九年”过后村里唯一饿死的人。怎么判断是饿死的了？说死后屁股眼里稀屎不止，这是饿死者的典型征候。这方面村里不缺少行家，因而我不表示怀疑。
前年春节，我回老家的时候见过老汉。那时，八十高龄的老汉开始拄着拐棍，在本村讨饭。老汉的眼睛本来就不好，后来完全瞎了。他为什么会讨饭？他不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若干个孙子吗？人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分家的时候，把他分给小后人猫儿了，猫儿后来在庄外的地里搞了个果园，就和老婆娃娃搬到果园去住了，而把眼睛几乎瞎了的老汉单独留在老院子里了，不过一开始是送饭的，到吃饭时间由某个孙子把饭送去。这样的情形似乎还在可接受可忍受的范围内。但是，顿顿走三百米的路程送饭，是需要坚持力的，也是需要记忆力的，某一顿忘了或懒得送了的可能性都有，先有一顿两顿不送饭，我们按照事物的一般规律来分析，紧接着会有一天两天不送饭，于是，就有了老汉拄着拐棍，挨家挨户要饭的一幕。由于是本村，又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要饭是容易的，到任何一家都不会空手出来，于是老汉肚子一饿就出门要饭，全不在乎自己的脸面和儿女们的脸面了。猫儿和猫儿的婆娘此时会怎么样？把老汉接到果园里住的可能性没有，一家子搬回老院子住的可能性也不大，恢复开初顿顿送饭的做法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老汉擅自要饭的行为确实大失了猫儿两口子的面子，于是就一狠心：
“你老东西本事大，接着要去！”
但是，老汉有三个儿子，除了老三猫儿，还有老大撑住、老二缠住，一个“不人”，三个都“不人”？有人替撑住和缠住开脱：
“老汉的地分给猫儿了。”
这说法令我大吃一惊。
“老汉的地分给猫儿了”，于是，撑住和缠住就不管，就没法管。此时，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地”才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
不见猫儿大拄着拐棍要饭的身影了。猫儿大并没有死。“他没福死。”人们说。速死，竟也是人的福气，此话信然。猫儿大被锁在老院子里，出不来了。“怎么吃？”我问。有热心人把我领到猫儿家的老院子外面，看见院墙外立着个破车身，没车轮，没木板，刚好可以用作梯子，送饭的人，由“梯子”爬上去，把饭搁在墙内的一个鸡窝棚上，老汉吃完饭，再把缸子放回到鸡窝棚上。多么复杂的过程呀。人们有时是不怕复杂的。这个过程实在像演戏了，即使是戏剧情节，也偏于离奇了。我是不喜欢离奇的故事的。但是，戏正在演。我很快就亲眼看见了那壮观的一幕。但是我发誓再不看第二次。如果送饭的人是老汉的三儿子猫儿自己，我倒是有兴趣再看一看。送饭的人是猫儿的儿子——年仅十岁的一个男孩，中午（偏迟），他是在上学的途中顺便给爷爷送饭的。他的脖子上是红领巾。我想走过去，把那天真的男孩抱在怀里，一遍一遍地抚摸他被冻红的脸。
某—天，猫儿大又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拄着拐棍——不是拄，而是握，将拐棍在路上点来点去，是在探路。他还戴着眼镜，老式的茶色眼镜，是他以前总是戴的镜子。他走在官道里，拐棍告诉他现在是某家院子，他就转过身，慢悠悠进去了，但只是站在院门口，用拐棍敲打着门框。有人出来，把一大块馍给他，他拿在手里，还不走，说：“给我舀上一碗酸菜浆水！”于是一碗酸菜浆水就很快来到他面前，他端在手上，放下拐棍，蹲下来，靠在墙上，脖子越扬越高，喝完后，并不把碗立即交出去，而是说：“再给一碗。”于是又一碗酸酸的浆水来了，这次，他的脖子扬起的速度减慢了。
他此次要饭，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可以自由走动了。
但是，他自由走动的真相是：
他从里面把院门打开了。
他反抗了，这真让我担心！
幸好，他只是重新失去了自由。对他来说，有饭吃，似乎比“自由”更重要一些。猫儿，或者猫儿的婆娘，多数人说是后者（好像猫儿的婆娘比猫儿更可恶些）——在紧挨门顶的门框上，砸了一排大钉子。七苗，有人数过。
七苗钉子，是门终于被打开后，人们看见的。
是谁发现猫儿大死去的？是小时候和老汉
一起放过羊的另一个老汉。这一个老汉从院墙上翻过去，喊叫，没有任何声音，进屋一看，老汉趴在冷如冰窟的屋里的地上，身子还在动弹，就急忙把他抱出来，放在外面的太阳底下。
晒了约半小时，老汉还是死了。
白
汪老师是我的小学老师，今年刚刚退休，她家就在官道南边，与我家相距不足百米，想起她，我首先记起的是她温婉的声音和她叫我的小名的声音。上了学之后，老师大凡都要叫学生的大名，而汪老师一直叫着我的小名，声音柔柔的，拖得很长。我至今记着汪老师的一个动作：学校请来一个照相师，给毕业班照合影，照完后，接着给村里的一些老人和一些学生照。那时候极为穷困，家里不知为什么掏钱让我也照一张单人相，轮到我照时，坐在那么多目光前面，我羞着不过去，是汪老师把我拉过去的，汪老师笑着说：这虎鸣也知道羞呢。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我就更羞了。坐稳后，远处的照相师正要捏手中的快门，汪老师突然跑到我跟前，把我翘起的棉衣领子弄好后又跑开了。刚一跑开又翘起了，汪老师回身再跑，跑了两步又折回去进了办公室，取了个别针出来，别在我领子上。汪老师一定想不到她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会成为我的珍贵记忆。
我上大学时，某一年暑假回家，得知汪老师的女儿亚芳得了不治之症：胃癌，已经从医院搬回家了，而且，学校的院子里正在赶做棺材。亚芳和我妹妹爱梅是同学，人长得有点像汪老师，很招人喜爱，得病时正在读高二，学习也不错。当时，正是麦黄时节，家家的麦子差不多已经割倒在田里了，该抓紧运回来了。但人们似乎没心力上山干活了。午后，男人们挑着空担子上山前都要站在官道旁，对着汪老师家哀叹几声，女人们更是从家里议论到田里。我从女人们嘴里听到了一个令我震惊的词：娃娃芽芽儿。是说亚芳的，说她还是个芽芽儿，娃娃芽芽儿。我没盯住是谁的女人发明了这个词的。
“还是个娃娃芽芽儿！”这是原话。
我不知道汪老师那时在干什么，我很想去她家，安慰安慰她，但是，我不敢去，我哪有能力安慰汪老师呢，谁又能安慰得了汪老师呢？我很想听见汪老师的哭声，但是，我既没听到汪老师的哭声，也没见到她的人。我妹妹奋梅和爱梅去看过亚芳，回来说不了几句话就抹眼泪。我的两个妹妹说，汪老师瘦得不成样子，脸黑黑的，亚芳不让她离开自己，一清醒就要抓住汪老师的手。亚芳的状况越来越差，忽而清醒，忽而迷乱。每每陷入迷乱时，旁边的人就开始急不可待地给她穿“老衣”。据称如果不在咽气前穿好老衣，到另一世就会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