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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扫了。
于是，五哥用霸气的声音喊：
“赶紧把雪扫下！”
五嫂子从厨房里出来，埋怨道：
“由你着呢，一阵扫一阵不扫。”
“不由我由阿谁？”五哥笑着反问。
五嫂子再不做声，只是扫雪。
院子里没了雪，屋里暗了下来。
丝
“想不想吃苜蓿？”父亲问。
当然想了，有很多年没吃苜蓿了。于是我们蹲下来揪苜蓿。“是咱家的吗？”我问。父亲说：“不是，咱们这儿有个规矩，清明前，可以任意剜谁家的苜蓿，过了清明就不能剜了，自家的也没人剜。”真有意思，问原因，父亲答：“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再说，过了清明也不好吃了。”揪苜蓿的时候，我和父亲的话题始终没离开苜蓿，不久，父亲说：“五八九年——谁还管清明不清明的，连苜蓿根都挖出来吃了。”
下面的故事就是由苜蓿引出的。
五八九年，是1958年和1959年的简称。
1958年8月15日，全村分为上庄和下庄两部分，开始“吃食堂”。上庄一个食堂，下庄一个食堂。这之前家家户户的锅已经交公了，连门窗上的铁环子、柜子上的铁栓子，大大小小的铁，只要是“铁”都交公，用来“大炼钢铁”。
1958年其实是个少有的丰收年，雨水充足，一盼雨，天边边就开始上云，麦子长得俊，玉米也长得俊，夏粮秋粮都丰收了，所以，当时大食堂的伙食也不错，不定量，能吃几碗舀几碗，一开饭食堂里就挤满了人，老年人坐在椅子上，中年人蹲着，碎娃娃们站着，喝汤的声音唏啦唏啦的，食堂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吃完饭不是哼着山歌就是打着饱嗝回家了，那种情景，真的让人相信，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
1958年的丰收事实上倒成了祸根，丰收的程度被无限夸大，一级一级地虚报、浮夸，最终就成为一个鬼才信的数字：亩产万斤！原是广种薄收、好年景也不过亩产二百斤的山地呀！就算1958年亩产万斤，年年能如此吗？
可是，1959年亩产也过万斤！
1959年的实际产量却远不及上一年。靠天吃饭的地方原本就是如此，丰收一年，存粮大体可吃三年。但是，既然亩产万斤甚至过万斤，全部存粮便成为“余粮”，被光荣地全数上交了。而1959年的“丰收”又纯属“人为”：聪明的大队干部们把别处的玉米棒棒掰下来，集中绑在一块地里的玉米秆上，直到玉米秆们不堪重负，然后拍了照、登了报，一时成为典型。于是，大食堂里的饱嗝声再也听不着了。
先是顿顿稀汤，一大锅清水里，抓两把面扔进去，再和些菜叶子，如此而已。家家用来盛汤的家伙，倒都不小，木桶、瓦罐、瓦盆之类，但是一人一勺汤是死的，五口人就是五勺汤，最多再添半勺，还要和大师傅沾亲带故。
我大哥和二哥共用一个较小的瓦盆，瓦盆底下有个洞，打汤时洞用棉花塞住了，打上汤后，两人轮流端回家，坐在土炕上一人几口地喝。父亲说那晚“月亮明光光的”，把没铺席子的土炕照得亮堂堂的，大哥喝了几口，交给二哥时，棉花疙瘩掉下来了，稀汤流了半炕，大哥二哥两人慌忙俯下身伸长舌头一顿乱舔。
接下来连“面气气”都没了，用不着去大食堂了，1960年的春天，全村似乎连一颗粮食都找不到了，老鼠洞都被挖遍了，想喝到带面气气的汤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树皮、鞋底、麦衣等，都成了难得的食物。四处的榆树都是白身子，榆树皮“肉厚”，被撕下后晒干——如等不及便烤干，再砸碎，磨成“面”，烙成“饼”。麦衣、谷衣，用火点着，快成灰时用脚踩灭，泡在开水里吃。父亲说，某天上午，他饿昏了，在春天的乏日头底下睡过去了，其实说不清是睡着了还是死了，后来突然醒过来了，一睁开眼，便看见不远处撇着一支红艳艳的高粱穗穗，心跳得怦怦怦的，不敢相信是真高粱穗穗，仔细再看，没错，就咬牙爬过去，捧在手里一通乱啃，才知道上面半颗高粱都没有。
吃了这些东西拉不出屎，上厕所得有人提着钩子跟着。终于有一天，没人能站起来了，甚至没人能爬得动了，开始死人了，是饿死的还是憋死的难说清了，活着的人只剩下一口气或半口气了，父亲的说法是：“只剩下一根丝了。”
“丝”这个说法，我以前是知道的。不说饿死了，而说“把丝饿断了”。人并不是一下子到饿死这一步的，死前必定先剩下一口气，或半口气甚至少半口气了，然后这一口气或半口气在某个瞬间也没了，就死了，咽气了！那情形一定毫无惊心动魄之处，根本不像是一个人在死，像瓜秧子上的一根嫩丝丝断了一样没有声响，没有挣扎，平常极了，甚至比一只蚂蚁的死还来得容易。1960年春天，活人和死人的区别不就这样简单吗？你还活着？你的丝还没断，不过尔尔！那以后，“丝”便是一个固定用语了。比如，某人有哮喘病，就说：“狗日的丝不好！”这个词肯定是从1960年春天开始有的，是用上千条人命换来的。据统计，到了1960年夏天，全村原有的一千三百人只剩下三百人了。
一开始，某人死了，活着的人还能帮着埋一埋，至少是扔远一点儿，接下来人人都只活着一根丝，活与死的区别就这么大了，身边躺着一个活人还是死人——又有什么可计较的？于是，庄子里最常见的不过是死尸而已！其次便是狼，用父亲的话说，狼“波浑浑”的。还有老鹰、乌鸦。村里惟独能发出声音的就是它们。
后来父亲提到一个名字：娇娃。父亲的堂妹的女儿。她性情温婉，人也漂亮，可以想见小时候多令人疼爱，才有了娇娃这名字。现在，娇娃每每回娘家，实则是回我家，父亲是她最亲的亲人了。她的爸爸妈妈以及她二哥都死于1960年春天。她大哥是同一年冬天死的。她家就活下来她一个人。她大哥有福挨饿的几年刚好在外当兵，1960年冬天复员回家时，情况已经有所好转，开始每人每天供应二两粮了。
有福的死有些意外，稍后再说。
她二哥有禄，是全家最先饿死的。
早晨，太阳刚刚冒红，有禄和娇娃双双爬出家门，向村外爬去。后来，两人还站起来，扶着墙走了好几十米路，因而自信，“丝”还没到断的时候。村口的半堵墙下，仰面躺着一个人，有禄和娇娃的好朋友东成，眼睛半睁着，头垂在路边的渠渠里，有禄停下来轻声喊：“东成，东成。”东成没动静，有禄便不再出声了，继续走。到了村外的那块苜蓿地里时，两人再也站不住了，两人一同坐下来，继而侧身趴倒，埋着头喘气，过了好一会儿才翻过身，开始找苜蓿芽。苜蓿芽是看不见的，如果还有，也埋在土里。嫩嫩的，白白的，连着不能吃的老根。苜蓿地尽管已被翻找过无数遍了，偶尔倒还能碰到一两根苜蓿芽。兄妹二人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在坑坑洼洼里爬行，直接用手指刨土，找到一根苜蓿芽便直接喂进嘴里。兄妹二人始终不曾说话，后来，娇娃看见二哥的额头向下端端抵在一个小土堆上，一动不动，就喊：“二哥，二哥！”有禄还是一无声息，娇娃就爬过去，把二哥的头推斜，看见他一脸土，眼睛紧闭，嘴半张着，眉毛上、鼻子上、牙齿里，都是土。娇娃独自爬回家，不说话，直到爸爸妈妈问：“你二哥呢子”她才答：“丝断了。”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娇娃发现：爸爸和妈妈的丝也断了。家里就剩下自己一个没用的骚女子了。幸亏，大哥有福出门当兵了！
1960年冬天，有福复员回家了。有福是摸黑进村的，令有福纳闷的是，巷道里空空荡荡，没看到一个人影，空气里也闻不见熟悉的烟火味，饿死人的情况有福并非一无所知，但总不会全村人都饿死了吧？于是，有福加快步伐，半跑着回到家，边敲院门边喊：“妈妈——爸爸？”传来妹妹娇娃怯怯的声音：“谁？”“我，大哥。”娇娃打开院门，看见有福，木木的，不说话。“爸爸妈妈呢？有禄呢？”有福问，娇娃还是不说话。有福径自跑进屋内，转了一圈又出来，嘶喊：“爸爸妈妈呢？有禄呢？”娇娃还是没话。有福一脚飞出去，踢在娇娃的肚子上，娇娃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接着有福跟上去又一脚，踩在娇娃的脖子上，尖声吼叫：“快说，不说我打死你！”娇娃没声音，身体在暗影中扭来扭去。有福又一把将娇娃抓住头发提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