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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未尝用也。复仇，惟祖父被殴条见之，曰：“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
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其余亲属人等被人杀而擅杀之者，杖一百。”按
律罪人应死，已就拘执，其捕者擅杀之，罪亦止此。则所谓家属人等，自包兄弟在内，
其例可类推也。
凡决囚，每岁朝审毕，法司以死罪请旨，刑科三覆奏，得旨行刑。在外者奏决单于
冬至前，会审决之。正统元年，令重囚三覆奏毕，仍请驾帖，付锦衣卫监刑官，领校尉
诣法司，取囚赴市。又制，临决囚有诉冤者，直登闻鼓给事中取状封进，仍批校尉手，
驰赴市曹，暂停刑。嘉靖元年，给事中刘济等以囚廖鹏父子及王钦、陶杰等颇有内援，
惧上意不决，乃言：“往岁三覆奏毕，待驾帖则已日午，鼓下仍受诉词，得报且及未申
时，及再请始刑，时已过酉，大非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之意。请自今决囚，在未前毕事。”
从之。七年定议，重囚有冤，家属于临决前一日挝鼓，翼日午前下，过午行刑，不覆奏。
南京决囚，无刑科覆奏例。弘治十八年，南刑部奏决不待时者三人，大理寺已审允，下
法司议，谓：“在京重囚，间有决不待时者，审允奏请，至刑科三覆奏，或蒙恩仍监候
会审。南京无覆奏例，乞俟秋后审竟，类奏定夺。如有巨憝难依常例者，更具奏处决，
著为令。”诏可。各省决囚，永乐元年，定制，死囚百人以上者，差御史审决。弘治十
三年，定岁差审决重囚官，俱以霜降后至，限期复命。
凡有大庆及灾荒皆赦，然有常赦，有不赦，有特赦。十恶及故犯者不赦。律文曰：
“赦出临时定罪名，特免或降减从轻者，不在此限。”十恶中，不睦又在会赦原宥之例，
此则不赦者亦得原。若传旨肆赦，不别定罪名者，则仍依常赦不原之律。自仁宗立赦条
三十五，皆杨士奇代草，尽除永乐年间敝政，历代因之。凡先朝不便于民者，皆援遗诏
或登极诏革除之。凡以赦前事告言人罪者，即坐以所告者罪。弘治元年，民吕梁山等四
人坐窃盗杀人死，遇赦，都御史马文升请宥死戍边，帝特命依律斩之。世宗虽屡停刑，
尤慎无赦。廷臣屡援赦令，欲宥大礼大狱暨建言诸臣，益持不允。及嘉靖十六年，同知
姜辂酷杀平民，都御史王廷相奏当发口外，乃特命如诏书宥免，而以违诏责廷相等。四
十一年，三殿成，群臣请颁赦。帝曰：“赦乃小人之幸。”不允。穆宗登极覃恩，虽徒
流人犯已至配所者，皆许放还，盖为迁谪诸臣地也。
有明一代刑法大概。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
亭以示戒。又命刑部，凡官吏有犯，宥罪复职，书过榜其门，使自省。不悛，论如律。
累颁犯谕、戒谕、榜谕，悉象以刑，诰示天下。及十八年《大诰》成，序之曰：“诸司
敢不急公而务私者，必穷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诰》所列凌迟、枭示、种诛者，无虑
千百，弃市以下万数。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
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其《三编》稍宽容，然所记进士
监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犹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还职，率戴斩罪治事。其推原中外
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郭桓者，户部侍郎也。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彧、
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
万人。核赃所寄借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或以为
言，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言：“朕诏有司除奸，
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先是，十五年空印事发。每岁布政司、
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
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复杖戍
之。二狱所诛杀已过当。而胡惟庸、蓝玉两狱，株连死者且四万。
然时引大体，有所纵舍。沅陵知县张杰当输作，自陈母贺，当元季乱离守节，今年
老失养。帝谓可励俗，特赦之，秩杰，令终养。给事中彭与民坐系，其父为上表诉哀。
立释之，且免同系十七人。有死囚妻妾诉夫冤，法司请黥之。帝以妇为夫诉，职也，不
罪。都察院当囚死者二十四人，命群臣鞫，有冤者，减数人死。真州民十八人谋不轨，
戮之，而释其母子当连坐者。所用深文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辈，后率以罪诛之。
亦数宣仁言，不欲纯任刑罚。尝行郊坛，皇太子从，指道旁荆楚曰：“古用此为扑刑，
取能去风，虽寒不伤也。”尚书开济议法密，谕之曰：“竭泽而渔，害及鲲鲕，焚林而
田，祸及麛鷇。法太巧密，民何以自全？”济惭谢。参政杨宪欲重法，帝曰：“求生于
重典，犹索鱼于釜，得活难矣。”御史中丞陈宁曰：“法重则人不轻犯，吏察则下无遁
情。”太祖曰：“不然。古人制刑以防恶卫善，故唐、虞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
不犯。秦有凿颠抽胁之刑、参夷之诛，而囹圄成市，天下怨叛。未闻用商、韩之法，可
致尧、舜之治也。”宁惭而退。又尝谓尚书刘惟谦曰：“仁义者，养民之膏粱也；刑罚
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盖太祖用重
典以惩一时，而酌中制以垂后世，故猛烈之治，宽仁之诏，相辅而行，未尝偏废也。建
文帝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元年刑部报囚，减太祖时十三矣。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
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抗违者既尽杀戮，惧人窃议之，疾诽谤特甚。山
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永乐
十七年，复申其禁。而陈瑛、吕震、纪纲辈先后用事，专以刻深固宠。于是萧议、周新、
解缙等多无罪死。然帝心知苛法之非，间示宽大。千户某灌桐油皮鞭中以决人，刑部当
以杖，命并罢其职。法司奏冒支官粮者，命即戮之，刑部为覆奏。帝曰：“此朕一时之
怒，过矣，其依律。自今犯罪皆五覆奏。”
至仁宗性甚仁恕，甫即位，谓金纯、刘观曰：“卿等皆国大臣，如朕处法失中，须
更执奏，朕不难从善也。”因召学士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至榻前，谕曰：“比年法司
之滥，朕岂不知。其所拟大逆不道，往往出于文致，先帝数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覆奏，
而法司略不加意，甘为酷吏而不愧。自今审重囚，卿三人必往同谳，有冤抑者，虽细故
必以闻。”洪熙改元，二月谕都御史刘观、大理卿虞谦曰：“往者法司以诬陷为功，人
或片言及国事，辄论诽谤，身家破灭，莫复辨理。今数月间，此风又萌。夫治道所急者
求言，所患者以言为讳，奈何禁诽谤哉？”因顾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诏书行之。”于
是士奇承旨，载帝言于己丑诏书云：“若朕一时过于嫉恶，律外用籍没及凌迟之刑者，
法司再三执奏，三奏不允至五，五奏不允，同三公及大臣执奏，必允乃已，永为定制。
文武诸司亦毋得暴酷用鞭背等刑，及擅用宫刑绝人嗣续。有自宫者以不孝论。除谋反及
大逆者，余犯止坐本身，毋一切用连坐法。告诽谤者勿治。”在位未一年，仁恩该洽矣。
宣宗承之，益多惠政。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猗氏民妻王骨都杀夫之冤，帝切责刑
官，尚书金纯等谢罪，乃已。义勇军士阎群儿等九人被诬为盗，当斩，家人击登闻鼓诉
冤。覆按实不为盗。命释群儿等，而切责都御史刘观。其后每遇奏囚，色惨然，御膳为
废。或以手撤其牍，谓左右曰：“说与刑官少缓之。”一日，御文华殿与群臣论古肉刑，
侍臣对：“汉除肉刑，人遂轻犯法。”帝曰：“此自由教化，岂关肉刑之有无。舜法有
流宥金赎，而四凶之罪止于窜殛。可见当时被肉刑者，必皆重罪，不滥及也。况汉承秦
敝，挟书有律，若概用肉刑，受伤者必多矣。”明年，著《帝训》五十五篇，其一恤刑
也。武进伯硃冕言：“比遣舍人林宽等送囚百十七人戍边，到者仅五十人，余皆道死。”
帝怒，命法司穷治之。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