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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佩拍了拍我的膝盖,终于打破了一路过来的沉默。“可怕,是吧?不得不这样生活。”
“难以置信。不过,看得出来,你的手下都很专业。”
“他们是用钱能买到的最厉害的家伙,全在你们创办的美国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SOA)接受过训练。”他皱起眉头,“就在上个星期,我妹妹乘坐的车就遭到了袭击,一伙玛雅人干的。幸好,我们的车都装有防弹玻璃。就是那玩意儿和保镖救了她。”
“有人受伤吗?”我问。
他耸了耸肩。“保镖告诉我,打伤了他们其中两个人,但他们被同伴救走了。我们的保镖十分谨慎,没有去追,否则麻烦就大了。我的一个业务伙伴就遇到这种情形,他的保镖去追那些袭击者。结果正好落入他们的圈套,遭到伏击。一个保镖被打死了,还有一个受伤。”他透过窗户,朝外面我们正经过的宽阔的马路看去。“过去可是一个不赖的城市,”他的头转向我,“不过,现在不行了。这些玛雅人,他妈的简直发疯了。”这时,他的视线又朝窗外看去,接着又转过来看着我,轻轻地笑起来:“如果你也处于我的位置,你最怕谁?”
“什么意思?”
“谁最有机会置你于死地?”
我想起了巴拿马的托里霍斯,想起了他死于谋杀的传闻:就在他要登上专机开始那次致命的飞行之前,他的一个保安官员给了他一个录音机,里面就装有炸弹。“你的保镖。”
“当然对。”他伸展了身体,向座位后部靠去,“所以你得雇用最忠诚的保镖,给他们优厚的待遇。我们的保安力量很强大。任何在我们家里负责安全工作的保镖,就像这些……”他指了指我们前面的车,又指了指后面的车。“他们已在我们的其他保安部门里—工厂、银行或种植园锻炼了很多年了。只有在被证明效忠我们之后,才有机会接近我,或我的家人。”
“他们怎么才能做好?”
“证明他们自己?”他点了点头,微微一笑,“面对危险,他们得不顾性命,在交火时与对手拼个你死我活,展现出他们的勇气和忠诚。”
就我而言,他的这席话让我想起了发生在伊拉克的内幕,而且这件事引发了1991年美国对伊兰克的入侵。我对佩佩提及了这件事,佩佩点了点头:“讲得详细点。”
“我们的帮手曾试图干掉萨达姆,但他的警卫人员训练有素,非常忠诚,我们无法得手。此外,他还有那么多替身。想想看,如果你是他的警卫人员,面对外部的贿赂,你也很想干掉他。但同时你很清楚,如果你射杀的是他的替身,那么你的家人全完了,而且将死得极其痛苦,备受折磨致死—那种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残酷折磨。这就是布什政府直接派遣军队的原因。”
“实在高明。”他哈哈大笑,“我们也传出话去—万一我的任何手下受外部贿赂,我们也要安排折磨致死的方法。”
我离开城市,前往一个景色壮观的火山。天空蔚蓝无云。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危地马拉城完全是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城市之外,视野开阔,一望无垠。我们路过一个小湖,然后车子开上了满是尘土的公路。佩佩告诉我,为了打柴烧火煮饭、取暖,当地的农民伐光了所有树木。放眼望去,山坡上光秃秃的,沟壑纵横。很明显,这是森林伐光后水土流失造成的。
“你可能会认为,”他说,“他们本可以汲取教训的,但事实却相反。他们的祖先砍伐树木,为他们自己修建什么金字塔,把自己全毁了。现在,他们依然如此,没有改变。 真是愚蠢,简直不可救药。”
我很想指出,从长远来看,城市污染的破坏性比这个严重得多,他和我依赖的工厂以及车辆更是罪大恶极,正是我们执行的政策迫使这些农民毁坏森林。但是,如果我照实说出我的想法,我猜想他会很看不起我,认为我是“土著居民的同情者”,或极端环保主义者,因此是他不能信赖的人。我把目光投向窗外。
这块贫瘠的土地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次危地马拉之行,那时我来这里是要和一位玛雅萨满教法师谈谈。我加入的那家非营利组织派我过来,邀请那位萨满教法师在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主持开幕典礼。陪同我前往这里的是一位基金发起人—林恩·特维斯特(《金钱的灵魂》一书的作者)。在安排本次会议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重重阻力。很显然,玛雅人所遭受的来自政府(受华盛顿支持)的迫害,妨碍了我们活动的顺利安排。
最后,我和林恩来到了一所土砖建成的房子前,那里住着一位非常知名的萨满教法师。他头上围着红色的围巾,穿一件绣花衬衫,还有一条蓝色牛仔裤。他住的屋里飘散着一种木柴燃烧和草本植物的气味,闻起来挺舒服。这所房子位于山坡顶部,和我们现在经过的那些光秃秃的山一样,那里的山也被蹂躏得面目全非。我大致给他介绍了来意,非常希望他能出席我们的会议。有他的支持,和他们部族的人合作和交流时,就能更为密切和顺利。他静静地听我说完。当时,我用西班牙语说给陪同翻译,翻译把我的意思用当地玛雅方言讲给他。
在我说完后,那个萨满教法师勃然大怒,振振有词。他激动地挥舞双手,几乎是在怒吼。“我为什么要帮助你?”他反问我,“500年以来,你们这些人一直在屠杀我们族人。不仅殖民时代的西班牙人如此,你们美国政府也一样。从我出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就派遣秘密特工和军队入侵这里,现在还如此。你们进攻我们的首都,推翻古斯曼总统领导的政府,可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努力帮助我们人民的总统。你们政府训练危地马拉军队,他们拷打、折磨我们玛雅人。而现在,你竟然过来要我来帮助你们?”
“这些玛雅人,”佩佩说,他的神态似乎告诉我他已经猜透了我的心思,“他们满腔愤怒。他们认为,我们这些人应该为他们的贫穷负责。我们给他们工作机会,而他们抱怨这是奴役。如果我们不雇用他们—我的家族曾引进过海地劳动力,非常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就暴动,试图暗杀我们。当然,这种情形不限于这里。拉丁美洲各地的情形都差不多。安第斯山脉地区、亚马孙雨林、墨西哥、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哥伦比亚等。只要是格兰德河以南的国家,统统如此。你们这些美国佬可能不明白,因为你们几乎灭绝了美国的印第安人。我们本应该效仿你们美国人的。”他还故意碰了碰我的膝盖,以示强调,“记住我的话,未来几十年间,我们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如何统治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你们可以高谈阔论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需要的是强硬派领导人,从而把这些国家的印第安人牢牢控制起来。玛雅人对民主毫无兴趣,盖丘亚族人①或其他任何部族也都如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手软地屠杀我们每一个人。”
我没有告诉他,我和玛雅萨满教法师的交往。最后,那个法师还是同意配合我们的工作。事情的转机是这样的。为了让他帮我,我把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告诉他:我们一起将更容易构建沟通他们民族和我们民族的桥梁。“在美国,也有很多人,”我说,“像你们一样,对我们政府在你们土地上的所作所为十分厌恨。我们想要改变这一切。”这时,我把带的包打开,里面装的是厄瓜多尔的盖丘特人送给我的印加石头。“在拉丁美洲的其他地区,我们也想展开类似的工作。”说完之后,让我始料未及的一幕发生了—他一改口中的玛雅方言,说起了流利的西班牙语。
在佩佩车队抵达地热项目现场的时候,我想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该如何向斯通–韦伯斯特公司建议。这个项目完全是利用世界银行的资金,只会让富人更富,让穷人背上更沉重的负债。除此之外,这个项目也将完全剥夺玛雅人的神圣权利。三部车都停下来后,佩佩又一次让我留在车内,不要出来。这时,他们的手下—现在一共是12个—开始搜索周边任何可疑迹象。车外,热气腾腾的水雾笼罩着水潭。
我和佩佩在四周巡视项目选址时,他不时详细地给我列举工程数据,如压力数值、功率及施工造价。我们来到一个水潭旁边,里面气泡翻滚,硫黄气迎面扑来。他指着水雾后面山峰以下的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