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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石山的问题。韩石山主编《山西文学》以来，确实想过很多思路想把刊物的发行量搞上去。栏目的变化、搞创作班、发掘新人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是当代中国认真办杂志的好主编。现在，他给一个人发了首所谓“反诗”，那诗写得跟顺口溜似的，这是肯定的，那么韩石山为什么坚持发？不外两个原因：韩石山是个外行，喜欢押韵嘹亮的东西，二就是他知道诗虽然不怎样，但其“思想”足以惊世骇俗，足以让世人对《山西文学》和韩石山敬佩有加，即便大狱，在所不惜。我甚至可以想象韩石山在发表这首诗之前曾语重心长地和作者有过一段灯光下的对话，他说，兄弟，此诗发了，你可能会倒霉，我也倒霉，但我们不怕倒霉，我们应该发出人民的声音。是吧，挺感动的，但我还是要说，这不是文学领域的事情，是政治。放在文学领域去讨论是多余的。通过犯禁获得在他看来留笔史书的好名声。我想对韩先生说的是，其实何必呢，你混了这么些年不是不知道情况，我不认为谭嗣同是好汉，你也不是。我刻薄点你，你还是急了，怕自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玩完了，怕自己坐到德高望重或不那么德高望重的位置上玩完了。如此而已。
符马桥（短篇小说）
尹丽川
昨晚梦到符小云，醒来后真切记得梦中的她的神情言语，着实令我有些奇怪。我和符小云统共说过十句话不到，连她的模样我也记不太清，街上碰到不一定认得出来，但我吃过许多回她做的饭，泡椒鸡珍的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既然我记不清她的模样，我又怎能确定梦见的就是符小云？我平躺在床上抽烟，脑子把梦零零碎碎地过了一遍：我在一间大屋里打台球，周围都是些熟人球友。我放下球杆出门，符小云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在门口问：你这就走了吗？她的神情天真又满不在乎。我知道她是符小云，虽然她的长相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点。我说走吧，就往外走，她便跟着我。我们上了一辆出租车，车上仍是刚才那些熟人，彼此聊了几句什么，就接着打台球——车又变成了一间烟雾缭绕的大屋。符小云也参与其中，她的穿着打扮十分时髦，混在几个同样时髦的姑娘中。她打球的姿势颇为矫健。但是后来，她哭起来。我不知她为什么哭，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开始哭的。我一边打台球，一边无意中发现她在哭。满屋子的人都一如常态地打球、说话，她在球桌边默默地哭。差不多就是这样。
这个梦虽然奇怪，但是梦总是奇怪的，我却很自然地想起了符马桥。我认识符小云、吃过许多回她做的饭，完全是因为她父亲符马桥的缘故。十多年前我们都在北京西郊嘎村生活，村里鼎盛时期曾聚集了几百名艺术家和流浪汉。奇形怪状的人自然不少，符马桥绝对算其中最奇特的一个；甚至他一进嘎村，还没怎么表现，就成为大家的贫嘴话题。那会儿嘎村的鸟人没什么钱也就没什么娱乐，除了喝酒划拳，便是胡说八道。符马桥正好提供了谈资，一是他进村那年已经四十八岁，是嘎村年龄最大的画家，二是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还带了女儿进村居住。绝大多数艺术家都是孤身一人进京闯荡，有老婆的也留在家乡，不肯带来受苦，全村只住了几对暂时的露水鸳鸯，像符马桥这样带了亲人（还是个大姑娘）进村的，据我所知，在嘎艺术村近十年的历史上确实是绝无仅有。
我有幸亲见符马桥携女进村的排场。那情景颇为别致，像是古代人牵马进京赶考，身边跟着书童——不过把马换成自行车，书童换成亲生女。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村东口的公厕前遇到老关，一起撒完尿出来，在路边闲扯几句，正撞见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推了辆破旧的二八车，车屁股上驮了两个看似沉甸甸的包袱，进到嘎村来。男人身材单薄，个头奇高，头和肩微微往前探，似有一点驼背，这驼背却使他显得更高了。他的头发几乎灰白了，有些凌乱，但看得出留了三七开，脸上却没什么皱纹，大概是因为瘦，颧骨突出，面皮绷得紧紧的，眼珠也微微往外凸。他穿件藏蓝色卡其布中山装，衣服新崭崭的，与他满面的风尘色不太相称。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姑娘规规矩矩伴在他身边，脸圆圆的，身材微胖，比他矮一大截，穿着南方县城女孩爱穿的粉红夹克衫，手里紧紧攥着个褐色书包。
男人推车有点点吃力，车轮歪歪扭扭，但一边还在东张西望，带了种既好奇又满意的孩子般神情，嘴里自顾自念叨着什么。姑娘一直低着头走，偶尔抬头望一眼嘎村的景象：沿途有五大三粗的汉子蹲在屋檐下，吃面、抽烟、打量路人，茁壮结实的北方妇女倚在门槛边嗑瓜子，速度快、动静大，“呸”地一声吐出壳，地上迅速堆起白花花的一小片。天湛蓝，正午的阳光略有些耀眼，路旁芜杂简陋的土平房显出暖洋洋的气象，在北方干燥温暖的春天。
男人个头奇高，样子又古怪，我和老关不禁多打量了他几眼，与他四处张望的目光一对视，我赶紧要扭头转开，不料他立马冲我们微笑致意，低头对那女孩嘀咕了一句，竟改变前进方向，要推了二八车冲我们过来。推了几步，可能嫌行李笨重，他支了车蹬，又低头对女孩嘀咕一句，一个人朝我们走来。我低声问老关：“你认识？”老关模棱两可地“唔”了一声，用笑眯眯的目光迎接来人。
来人操一口大杂烩的南腔北调，自我介绍说他姓符，叫符马桥。“你们都是嘎村的画家吧？来了多久了？”他非常热情地攀谈起来，伸出手跟我们握。
老关人矮壮，站在公厕前那片小土坡的高处，也只及到男人的下颌，但村干部的气势还是有的——老关当时是嘎艺术村首届村长，对新来的人格外关照。“你好你好。关天宇，叫我老关。来了三年了。这是季胜，去年来的。”
“关、天、宇——哦，知道知道。”他更加兴奋了，眼珠愈发往外鼓，从中山装的四方兜里摸出一个钱夹，从钱夹内层摸出一块叠得扁扁的剪报，献宝一样举给我们瞧。我瞥了一眼就知道了，同样的剪报，在老关家也有一份，是一家香港报纸做的嘎村报道。所不同为男人手里这张，有几行下面还用圆珠笔打了红杠。“这不是，喏。”男人伸出长长的发青的手指，指着其中一小段话，上面提到关天宇的名字。
老关矜持地“嗯”了一声，岔开话题问：“您这是打算住下了？房子找好了吗？”
“哎，那当然、那当然。我家就在村西，蛮顺利的，找了两天就找到了。这回我心里踏实了——我呀，在外流浪十几年了！这回本来是要上内蒙的，路上碰到一个朋友，给我讲了嘎村的事，拿报纸给我看。我一高兴，连夜给我女儿打电话，她从老家赶过来，我们就在河北会合，一起上来了。哎，蛮顺利的。我先过去收拾，咱们以后聊，哈，一定到我家喝酒。”
“行，好，再见。”我们招呼着。符马桥居然又伸出手，分别跟我们握了一握，嘴里说：“真高兴，哎，佩服你们。真高兴。”
他挥着手，回到女儿身边，老熟人似的冲我们点点头，推上车欢欢喜喜往前走。他女儿对他的举动似已司空见惯，仍是低着头，攥着包，默默跟在父亲旁边。
我笑道：“够神的。”老关还是模棱两可地“唔”了一声，笑眯眯的。
很快，符马桥到来的消息就传遍了嘎村，原因是他自己带了女儿，将大部分画家拜访了一遍。村里有新人住进来，常这样主动登门结识，不过往往是由中间的熟人带了来，很少自己摸上门的。何况他是这把年纪，又带着女儿，并且逢人就把他此前的流浪经历、和他如何决意到嘎村来的心理过程讲上一遍。轮到我时，是他来后的第三天中午。我记得我当时很有些不快。受饥饿的驱使，我好不容易下定决心，洗掉一摞斑驳污渍的锅碗，把塞住下水道的几根油津津的剩菜叶掏干净，搬了个板凳坐在院子里，煮上水等着下面，正迷迷糊糊，就听见有人敲门。我叫了一句“进来”，不见动静，又大声喊“推门啊，没插”，还是没反应。“咚咚咚”，外面的人又敲了三下。我不耐烦地起身去开门，却突然起了疑心，怕是警察来查证。我愣在原地想了想，还是惴惴地去打开门。符马桥杵在门前，手臂还举在半空，像是打算接着敲门，此刻咧开嘴冲我一笑，说：“嘿，找对了，就是这个门。”我吁了口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