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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抑邪，意义有所不同，可以说更富有人民性，然而在艺术上终落旧套，使
读者有雷同之感。
红玉为冯相如重整家业的一段，虽明写其为狐女，让她自言“妾实狐也”，
其实倒是写得非常实际。她在冯家，“剪莽拥彗，类男子操作”，“荷镵诛
茅，牵萝补屋”，无异常人。尽管也说她“袅娜如随风欲飘去，而操作过农
家妇；虽严冬自苦，而手腻如脂。自言三十八岁，人视之，常若二十许人”，
似乎意在微示其为非人，但也没有超出现实的可能性。如果不让她说出“妾
实狐”的话，读者完全可以把她看作一位容貌秀丽、非常有心计、又很能吃
苦耐劳的农家妇。
正因为比较平实，所以红玉的形象更显得和易可亲。穷书生冯相如相继
失母丧妻，和父亲两个人“井臼自操之”，红玉主动来投，“与订永好”。
这与《聊斋》中其他的花妖狐魅的行为，除了在不受封建礼教和闺戒的束缚、
主动与男子自由爱悦这一基本点上相同之外，似乎还包含着对穷书生的同情
心。所以，当受到鲠直的冯翁的训斥后，她虽然掉下了眼泪，却不怨恨冯翁，
也不为冯相如软弱而迁怒于他，她自分两人不能白首，决然忍情离去时，还
为冯相如谋划娶一个“佳偶”，使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固然，在两性关系
中，爱是相互的，爱情要用爱情来获得，但是，红玉对冯相如的爱，似乎并
不要求报偿，即使不能与所爱者相爱，也不改变其对所爱者之爱，也要使所
爱者生活得幸福。因此，红玉受到斥逐离去之后，到冯相如遭到豪绅的欺凌，
父亲、妻子都死去，他“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馈食饮”，生活濒临绝境的
时候，她自动再来冯家，为之重创家道，夙兴夜寐，不辞劳苦，也就是很自
然的事情了。
不要认为作者写狐鬼故事，狐女红玉的形象是凭艺术想象而虚构的，因
而其性格与现实的人不同，被迫离去没有实际的困难和不幸，自然可以不介
意。诚然其中也有这种因素，但如果据此而否认红玉形象也有现实生活的基
础，那就不正确了。在现实社会中，就有着这样的善良的妇女，她们的感情
是赤诚而深沉的，即使不得与所爱者相爱，甚至被所爱者遗弃，也只是默默
承受着不得相爱的痛苦，依然为对方尽心，关切对方的遭遇，当对方遭到困
难和不幸时，更会挺身回护、救助。过去有，现在也有，劳动妇女中尤多。
这种美德，应当说是人类两性关系中丰满、文明、高尚的表现。狐女红玉的
形象，正是反映了这种人的美德。
作者对红玉的形象是喜爱的。以她的名字作为这篇小说的篇名，便表明
了这一点。但是，作者从小说的命意出发，将助善和惩恶分别表现，使红玉
和虬髯侠士如“两山并峙”（借用但明伦评语），谓“狐亦侠也”，并没有
对红玉的性格作出确切的铨释；把红玉比作古时救护赵氏孤儿的公孙杵臼，
也不完全准确，只是着眼于行迹的近似，而忽略了性格、人品的内涵性质的
差异。这表明作者直观地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美的素质，却还没有能深切
地理解它，用确切的语言说明它。
（四）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中云：“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
便是呆汉。”这位先生曾批《聊斋》，自谓“多有会心别解”，能抓着作者
痛痒处”，所以敢作如此不谦恭之语。不过他说得也有道理。
作文章看，《红玉》这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在结撰故事上所表现出
的匠心与工力。
这篇小说人物出现的较多，头绪也较多，五个部分几乎都可以单独演绎
成篇，但作者密针细线，使之榫卯密合，前后呼应，浑成一体，不露牵强的
痕迹，而又层层波澜，扣人心弦。
首先是前后钩连，彼此相照应。红玉被迫离去，预为冯相如筹划娶卫氏
女为妻，这就从第一段很自然地过渡到第二段；卫氏女容颜艳丽，那么使豪
绅宋御史见而“艳之”，思欲占有，制造了一幕惨剧，也就有迹可寻，并不
牵强。侠士惩恶一段，虽侠士来得突兀，但前段之末已交代冯相如仇恨满腔，
“每思要路刺杀宋，而虑其扈从繁，儿又无抚”，正在犹豫中，本段接写侠
士来吊，劈头便问冯相如何以不思报仇，前呼后应，事虽突然，而文理却相
当紧凑。并且这一段写侠士不愿承担为冯相如抚育幼儿的任务，说是“此妇
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这就又为红玉再来冯家经理家事作了伏笔，使末段
情节成了意料中的必然。
其次是用笔密而不漏，丝丝入扣。小说开头即点明冯翁“年近六旬，性
方鲠”，后面写他训斥冯相如和红玉私自结合，之后又写他闻豪绅欲以财贿
占有其儿媳，非常气愤，“指天画地，诟骂万端”，被殴伤后“忿不食，呕
血寻毙”，都是从“性方鲠”三字演绎出来，保持了其性格的一致性，又成
为情节发展的合乎规律的契机，譬如说，如果他不训斥冯相如和红玉，或者
不大骂豪绅，下面的情节便须改变了。再如小说写冯相如娶卫氏女，“逾二
年，举一男”，下面的各段情节，便处处写到这个孩子，无一遗漏，在豪绅
行凶抢人时，“女闻之，弃儿于床”；冯家父子伤残，“儿呱呱啼室中”；
冯相如气不过，也是“抱子兴词”；他想刺杀豪绅，又虑及“儿无所托”；
侠士去诛杀豪绅，他“惧祸及，抱子亡去”，自己被衙役捉住时，“儿啼愈
嗔，群夺儿抛弃之”。。最后，红玉再来时，挽一小儿，嬉笑胯下”。这样，
小说的整个情节就有了内在的联贯性，毫无松散、游离之病。
第三是情节有转折，有起伏，层层生波澜。冯相如家贫丧耦，忽来红玉
“与订永好”，旋被冯翁发现，红玉又被迫离去，第一段就有这样一个小的
起伏。冯相如娶了卫氏女，“琴瑟甚笃”，不料却遭到豪绅的欺凌，父死妻
亡，幸福生活化为惨剧，这是全篇的大转折、大起伏、大波澜。忽有侠士到
来，杀死豪绅父子，陡然一起，大快人心，然而却不是急转直下，接踵而来
的是冯相如被官府追捕到，丢失了幼儿，直使惨祸达到“几于灭门”的地步，
令读者心情又为之一跌。末段红玉重来，自然是曲终奏雅，以大欢喜终结全
篇，但还是又加了小小的人为的波澜：红玉故意地说“奴欲去”，吓得冯相
如“裸跪床头，涕不能仰”。情节曲折前进，有小波澜，也有大起大落，几
乎步步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趣，非常引人入胜。
（选自《聊斋志异鉴赏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马瑞芳
凄婉哀艳扑朔迷离
——《公孙九娘》分析
《公孙九娘》在《聊斋志异》491 篇作品中，是个独特的存在。它是一
个爱情故事。然而，既不像《婴宁》、《小翠》，数语解颐，如一幕轻喜剧，
令人读而忘忧；也不像《晚霞》、《香玉》、《翩翩》，诗情馥郁，似一首
抒情诗，一支小夜曲；更不像《聂小倩》、《伍秋月》、《鸦头》，虽然爱
情充满波折，结局却皆大欢喜。《公孙九娘》以清初于七领导的农民起义被
镇压开篇，以男女主人公的生离死别结尾，自始至终笼罩着浓重的悲剧气氛。
《公孙九娘》是《聊斋志异》爱情故事中（甚至也可以算是全书中）反
对民族压迫、阶级压迫最为突出的篇章，也是悲剧形象塑造得尤其成功的篇
章。蒲松龄借一个昙花一现、遗恨终生的爱情故事，寄托他的心头恨、块磊
愁。为了寓人民的深仇大恨于男女悲欢离合中，他殚情竭虑，巧为构思，使
得《公孙九娘》独立物表，秀出天外，成为《聊斋志异》中思想艺术俱佳的
杰作。
时代悲剧的折光
清室入主中原后，汉族人民的反抗此伏彼起。顺治十八年，山东栖霞于
乐吾（即于七）举兵抗清，占据了岠嵎山，遐迩震动，波及八个县城。清廷
发兵剿伐，所到之处，不问皂白，见人便杀。起义军及无辜百姓，遭杀者不
计其数。蒲松龄在《公孙九娘》的开头，这样写道：
于七一案，连坐被诛者，栖霞、莱阳两县最多。一日俘数百人，尽戮于演武场中。
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上官慈悲，捐给棺木，济城工肆，材木一空。以故伏刑东鬼，多葬
南郊。
于七一案，使清廷得到了清剿口实，借机将许多虽未参加起义，但对清
廷心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