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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的卫氏女，夫妻恩爱，两年后生了个儿子。（3）不料突来横祸，罢官居家
的宋御史倚财仗势，打伤了冯家父子，抢走了卫氏，冯翁气恼身亡，卫氏也
不屈而死。冯相如到处告状，没有一处官府为他伸冤。（4）在冯相如走投无
路之际，来了一位“虬髯阔颔”的侠士，杀死了宋御史父子，为之报了夺妻
杀父之仇。但冯相如却未能逃脱官府的追捕，怀中的幼儿也被衙役们夺去丢
弃在荒山中。只是由于县官受到了侠士的警告，冯相如才被释放回家。（5）
冯相如遭此惨祸后，悲痛欲绝，忽而红玉携带着被丢弃在山中的孩子重来冯
家，为冯相如重整家业，不久便“人烟腾茂，类素封家”。
非常明显，这篇小说虽为短篇，但头绪却比较复杂，情节的主线是冯相
如一家的变化，贯穿全部情节的人物只有冯相如，而狐女红玉则仅只出现于
开头和结尾两段情节中，开头一段是用她来引出冯相如娶卫氏女的事，显然
是为最后一段她再次出现替遭到惨祸的冯相如重整家业而设，重点表现她的
只是最后一段。中间三段情节，虽然不能说与红玉完全无关，但是毕竟没有
让她出场，没有明写她的活动，既没有让她取代豪绅见而“艳之”萌生歹心
的卫氏，也没有让她充当杀死恶人为冯相如复仇的侠士的角色。这两方面，
红玉都是具备条件的，可是作者并没有那样写。可见，这篇小说的命意，并
不是（至少主要的不是）要在婴宁、娇娜、莲香等孤女形象的行列中，再给
读者塑造一个可爱的狐女形象；虽然红玉仍被写得十分可亲可爱。
其次，小说中间的三段情节，写的几乎全是现实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没有多少虚幻离奇的成分。冯相如聘娶卫氏女，宋御史夺人妻子，伤人致死，
而官府却不主持公道的情节，固不必说，即使是突来侠士，为受害的冯相如
复仇，夜入宋家杀死多人，乃至夜中以短刀剁床入木，警告为虎作伥的县官
的情节，虽带有几分传奇色彩，但也算不上神奇鬼怪。古代并非传奇志怪性
质的小说中，就有类似的情节。不妨作这样的假设：这篇《聊斋》小说，如
果剪头去尾，没有了狐女的形象，就简直是封建时代血泪斑斑的社会现象的
真实写照了。
（二）
在这篇小说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处于情节的中心地位的第三部分。这
一部分写豪绅宋御史欺凌穷书生冯相如的罪恶行径，非常真实。这位豪绅是
个罢了官的御史，自然已非少年，但他还是非常轻薄无耻，见了有姿色的妇
女便垂涎三尺。他开始以为势足压人，钱可通神，“诱以重贿”，便可轻易
地将冯相如的妻子弄到手。这其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人穷志
未必穷，贫穷人并不都像他想象的那样没有骨气。虽然冯相如软弱，“思势
不敌”，不敢拒绝，但正直的冯翁却根本不理他这一套，对着其家人臭骂了
一顿。他自然不肯罢休，便公然大施威虐，派爪牙打伤了冯家父子，抢走了
冯相如的妻子。他所以敢于这样为非作歹，就因为他自恃有财有势，官府不
敢或不肯奈何于他。事实也正是这样，冯相如抱子“兴词”，从县衙门一直
告到省里的督抚衙门，“卒不得直”，生事行凶、致人死命的权势者依然逍
遥法外，而受人欺凌、“几于灭门”的穷书生“冤塞胸吭”，竟“无路可伸”。
这段情节不仅毫无虚幻的成分，而且写的是封建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聊
斋志异》之前的小说、戏曲中，就多有类似的情节。
实事求是地说，与以往的小说、戏曲作品相比较，这篇小说写这种权势
者欺凌平民百姓受到官府包庇的现象，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地方，也不算精彩。
但是，它却不是以前小说、戏曲作品中的类似情节的袭用，而是作者直接取
材于现实生活，有直接的现实性。
作者有一首用三字句写成的谣谚体的诗，题作《廷尉门》。诗云：
夕阳斜，鼓乱挝；延尉门，报晚衙。清若何？无纤瑕。雀有角，鼠有牙。公堂下，
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谁理直？相公家。
这首诗虽然写得极其简括，没有具体地铺陈其事，有的句子也较隐晦，不十
分显豁，但其内容和题旨还是可以铨释清楚的。廷尉，用秦汉时的官职名，
指掌刑法的官员。“雀有角，鼠有牙”，用的是《诗经·召南·行露》中的
语词，比喻贵族奴隶主仗势欺凌不肯嫁给他的一位有夫之妇（从余冠英先生
说）。所谓“公堂下，鬼含沙；堂上怒，血如麻”，显然是揭露掌刑法的官
员颠倒是非，听信鬼蜮一样的恶人的谗言，而对受迫害者则滥施毒刑，打得
身上鲜血淋漓。诗末十分愤慨地说：“谁理直？相公家。”一针见血地道出
了那种世道的本质：有势就有“理”，在狱讼中得“理”的总是那些官宦人
家，哪里有什么公道！
可以看得出来，《廷尉门》所隐约反映的现实内容，与小说《红玉》中
所写的豪绅谋夺人妻，致死人命，却受到官府的包庇的情节，非常类似。诗
末发出“谁理直？相公家”的愤慨之言，小说后面的“异史氏曰”谓“官宰
悠悠，坚人毛发”，并以侠士的利刃未能略移半尺杀死那个为虎作伥的县官
为憾，都表现了作者对荒唐吏治十分憎恨的激烈情绪。
《廷尉门》见于《聊斋偶存草》。这个抄本收录的是作者在康熙九年至
十四年间所作的诗。《红玉》篇在《聊斋志异》的康熙抄本和铸雪斋抄本中，
都是载于卷二，当为作者早期的作品。两者的写作时间，也差不多是一致的。
诗与小说不同，与传奇志怪小说尤不同，大都是缘事而发，实有所指。
作者的诗作也是如此。《廷尉门》故用“童谣体”，写得比较隐晦，更表明
它所写的是当时当地实际发生的事情，并非纯系虚构。那么，从《廷尉门》
这首诗，我们不难窥知作者同一时期写的、思想内容又相一致的小说《红玉》
的创作的底蕴。篇中豪绅欺凌穷书生的情节，固然并非实录，但也不是没有
现实依据，所依的恐怕就是《廷尉门》诗所讽咏的现实。即使不能说是唯一
的依据，至少可以说是主要的依据，而且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创作的生活基础。
可以想象到，这种强梁肆虐，“官宰悠悠”，公道不彰的现象，他曾经耳闻
目睹，义愤慎膺，发而为诗；意犹未释，他就又移之于他正热衷从事的《聊
斋志异》的创作中，运用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创造了这篇借以抒
发孤愤的狐女红玉的故事。
（三）
《红玉》也像《聊斋志异》的大部分篇章一样，并不单纯地暴露社会上
丑恶庸俗现象，它着重表现的是与恶势力的抗争，使恶人受到惩治，使善良
的受害者得到救助。篇末的“异史氏曰”一段，开头就说：“其子贤，其父
德，故其报之也侠。非特人侠，狐亦侠也。遇亦奇矣！”这几句话，不能抽
象地以果报思想视之，联系作品来看，倒是基本上概括了小说的内容和题旨：
“人侠”惩恶，杀死为非作歹的豪绅，给滥官以警告；“狐侠”救助良善，
为遭到家破人亡之惨祸的穷书生重整家业，并日益兴旺。官府黑暗，公道不
彰，作者愤而寄希望于来去无踪的“人侠”和异类幻化的狐女，让他们出现
于人世间除暴安良，虽不实际，但也毕竟表达了一种善良的愿望。
“人侠”惩恶一段，从文章的角度讲，可以说写得最有生气。在冯相如
“冤塞胸吭，无路可伸”，日夜哀思，无可奈何之际，侠士突如其来，劈头
就问：“君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而忘报乎？”令读者精神为之一振。确
如但明伦所评：“用笔亦有神龙夭矫，不可挟制之势。”当冯相如告以苦衷，
问他能否为之抚育幼儿，侠士回答：“此妇人女子之事，非所能。”自荐代
为诛杀恶人，并不留姓名，说：“不济，不任受怨；济，亦不任受德。”言
词慷慨，一派豪气。夤夜越重垣入宋宅，一举杀死豪绅父子多人，更令读者
感到十分痛快。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讲，却未免有因袭之嫌。唐人传奇中最
先出现虬髯客的形象，明代传奇剧中就不断有作者袭用。《聊斋志异》的作
者在这里也借来表现为平民诛恶的愿望，与以往小说、戏曲中虬髯侠士的助
正抑邪，意义有所不同，可以说更富有人民性，然而在艺术上终落旧套，使
读者有雷同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