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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札为其所得,遂使夫妇受害致死。这正是对当时气焰薰天的势要,为了陷
害正直官吏而罗织罪名、打入反叛大案的毒辣手段的有力揭露。
明中叶以来,由于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特别是在人民武装斗争的巨大
冲击下,统治阶级的内部争斗也愈演愈烈。比如,统治仅有十七年的崇祯朝,
单宰相就更替了十多人,到了清初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更为激烈,也必然趋
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更趋尖锐。满洲贵族各集团之间,满汉大地主大官僚之
间,都各有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当时朝廷屡兴大狱,诛杀不已,一些官僚
自然也就产生旦夕祸福的恐惧心理。例如《贾奉雉》里,官至两浙巡抚的贾
奉雉,原也“声名赫奕”,但因“为人鲠峭,不避权贵,朝中大僚,思中伤
之。贾屡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几而祸作矣”,“奉旨充辽阳军”。贾奉雉
无端获罪不禁感叹说:“今始知荣华之场,皆地狱境界。”蒲氏就是通过这
些故事,形象地再现了清代初年尔虞我诈、排陷密告、世情险恶、旦夕祸福
的政治风气。
(四)
蒲松龄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经到了晚期。从明代中叶以来孕育于封建经
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受到战乱的冲击而有所削弱,但很快又得到长
足发展,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更趋繁荣,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市民利益的思想意识也更加活跃,以致在明代后期,产生了以李贽为代
表的王学左派,在明清之际,产生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颜元、李
塨等进步的思想家,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也都具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这种
进步的时代思潮,不能不对进步的作家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汤显祖对李贽的
著作极为倾倒。蒲松龄当然也不例外,他的一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也是
和时代的进步思潮息息相通的。
明清以来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封建礼教展开了程度不等的批判,聊斋
故事中也有不少反对封建礼教的作品,而这种批判则是以肯定与颂扬“情”
来表达的。我们知道,宋元理学提倡禁欲主义,他们把“饥寒愁怨、饮食男
女、常情隐曲”等人类正常要求当作罪过,加以压抑,而把三纲五常等封建
礼教视为至高无上的“天理”,要人服从。这种“去欲存理”的反动理论,
受到明中叶以来许多进步思想家的批判,李贽就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
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邓石阳》)颜元更直接说:“故男
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深受王学左
派和李贽影响的伟大作家汤显祖,更以杜丽娘的动人形象来歌颂这种“真情
至性”,批判腐朽理学。这些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的著作,对蒲松龄是产
生很大影响的,例如汤显祖说:
如杜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之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
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之所
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隔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牡丹亭·题
词》)
蒲松龄也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
情之至者,鬼神可通。花以鬼从,而人以魂守,非其结于情者深耶?一去而两殉之,
即非坚贞,亦为情死矣。人不能贞,亦其情之不笃焉。。。(《聊斋志异·香玉》)
魂从知己,竟忘死耶?闻者疑之,余深信焉。同心倩女,至离枕上之魂;千里良朋,
犹识梦中之路。而况茧丝蝇迹,呕学士之心肝;流水高山,通我曹之性命者哉!。。(《聊
斋志异·叶生》)
这种议论的精神实质是相通的。这里两位作家所说的“情”,并不是抽象的
概念,它指的是人类社会的现实生活,无论是两性之爱,还是知己之谊,都
是性命交关的问题。他们都以“情”和“理”对立,也就是以“人欲”和“天
理”对立,为摆脱封建礼教束缚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汤显祖从这里出发创
作了《牡丹亭》,蒲松龄更从“情欲”上开掘主题,塑造了许多可以杜丽娘
媲美的人物形象。在蒲松龄笔下,人们只要有了“至情”、“真心”,便可
以生生死死,无往而不胜利,人世间的一切隔阻都会被克服。如《阿宝》中
的孙子楚,出于对阿宝的痴情,忽而离魂,忽而化鸟,总要与情人形影不离。
冯振峦指出:“此于杜丽娘之于柳梦梅,一女悦男,一男悦女,皆以梦感,
俱千古一对痴情。”又如《连城》中写一对“知己”的男女,生不能结合,
幸而死后相聚,因而不愿再生。王渔洋感叹说:“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
后复有此人!”冯镇峦进一步指出:“《牡丹亭》丽娘复生,柳生未死也,
此固胜之。”这些评论者正确地指出:蒲氏的确受到汤显祖进步思想的巨大
影响,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表现、有所发展。他认为人们的正当情欲,不
但是合理的,而是纯洁的、高尚的、动人的,它可以感天地、泣鬼神。这在
《菱角》、《青娥》、《瑞云》、《青梅》、《阿绣》、《封三娘》、《宦
娘》等篇中都有强烈的表现。
不仅如此,蒲氏还在《素秋》篇中,通过男主人公俞慎对其异类女弟素
秋所说:“礼缘情制;情之所在,异族何殊焉?”正面表达了自己的认识和
主张:“情”为“礼”(理)之本,“礼”(理)是受“情”制约的,也就
是受人类生活的正当的要求制约的。“情”是本,“礼”是末。蒲松龄这个
认识,就和王夫之所主张的“人欲即天之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四)相
近似。基于这种认识,蒲松龄为了摆脱“礼”的束缚,更用浪漫主义的夸张
手法,将“情”的作用提到空前未有的地位,它可以超越一切,战胜一切。
例如,只要有了“痴情”“真性”,爱菊者可得菊精为友(《黄英》),爱
牡丹者可娶花仙为妻(《葛巾》),爱鸽者可与鸽神相聚(《鸽异》),如
此等等,不一而足。所谓“怀之专一,鬼神可通,偏反者亦不可谓无情也”
(《葛巾》)。把“情欲”的作用,写得如此巨大而又合情合理,这正是由
于沉重的封建礼教势力反激而来;同时也是在新的经济因素上反映的产物。
蒲松龄作品形象所体现的这种思想,无疑的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挑战,具有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影响的显著痕迹。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2 辑,
齐鲁书社1981 年版)
赵俪生
读《聊斋志异》札记
好多年以前,我就想写一篇题名为《聊斋志异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的文章,并
想继之而写一篇《三言两拍中反映的社会经济材料》。直到现在,自己还认为这是两个好
的选题,可是由于种种原因,却很久很久没有能够将这个心愿兑现出来。
近来,偶尔又重读《聊斋》以资消遣。偶有心得,即随手写在一片纸上录为札记。
积两月余,得二三十纸,而《聊斋》全文四百余篇,约当百分之五六。但又感到除去这些
即兴之作外,无意于做出更多的札记来,所以就干脆将这些零星东西串到一起,以作为一
时读书心得的记录。其中主要的,自然是有关社会经济的内容;但又由于《聊斋》一书中,
有些篇章与社会经济无关、主旨仅在“言情”、而文章又特别佳妙者,亦往往掺入一二。
因此,总题就不应该仅限于“社会经济”方面了。所以,最终采取了笼统的读书札记式的
标题法。但又须反转过来表明,虽然标题采取了笼统的提法,而笔者主要的着眼点仍在社
会经济方面的材料,则是依然遵循原来写作、构思的主旨的。
1966 年深冬大雪中记。
(一)
《公孙九娘》。
我常爱对朋友们说,自己少年时候受了父亲和姐姐们的影响,及早地接
触了《聊斋》,也接受了他(她)们的偏见。父亲最爱《叶生》,经常一读
三叹。姐姐们爱读其中的“双女”故事,如《莲香》、《香玉》等。可是等
到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逐渐培养起来之后,爱好就发生了变化。从民族思想
的角度,我推崇《公孙九娘》,和一些转弯抹角描述“大兵”、“北兵”的
零星的、极不引人注目的篇章;从描绘带有民主性质的爱情以及文章佳妙方
面,我爱读《婴宁》、《阿纤》以至《凤阳士人》等;而认为像《珠儿》、
《画皮》等则是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