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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成自我封闭，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失去了鲜活的思想的碰撞、冲击，校园里的师生就陷入了“无问题”也就“无思考”的状态，逐渐丧失了批判与创造的冲动与能力，导致精神的平庸和学术的萎缩和委琐，而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如果都是一些塞满了知识，精神却是畸形的所谓“专家”、“教授”，那确实“不过是国内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这样的大学教育是“无意义”的。
于是，我们也就懂得了鲁迅的“北大观”。鲁迅在他的《我观北大》的文章里，一开头就说，有人指他为“北大派”，他的回答是：“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我想，在座的北大同学听了这话，会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鲁迅说：“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他珍惜的是，北大有一种精神。什么精神呢？鲁迅说了两句话：“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我们先看第二点。鲁迅举出的例子是：1923年和1925年，北大因为北洋军阀政府的教育总长在教育上倒行逆施，而先后两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这就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也就是捍卫了我们在前面所说的，作为大学教育的生命线的“教育的独立性”，这确实极为难得，甚至是绝无仅有的。再看第一点：“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这正是和鲁迅对大学的“革命”功能的强调相一致的。这里所说的“新的，改进的运动”，我理解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要坚持思想、文化、学术上的不断的“新的，改进的”即新的批判与新的创造；二是要和“新的，改进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实际运动保持联系，以不断获取新的思想活力。而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坚持前面所说的，大学教育的另一条生命线：“思想、学术的自由”。
我已经尽可能如实地把胡适与鲁迅对北大传统的理解，对北大学子的期待，介绍给诸位了。可以看出，他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其实是显示了两种类型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的，但他们也有一致之处，比如都强调思想与学术的自由，要创造“新文化”，等等。同学们作为今天的北大学子，对这两位老北大的师长的同和不同的期待，如何看待，作出怎样的回应，是你们自己的事。在认真的思考中，将形成每一个北大人自己的北大观，自己的北大期待，而这样的北大期待，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自我期待，自我选择。
第三个问题：我对北大的期待
不可回避的现实
我想从现在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说起：要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这已经成为北大的奋斗目标了。但在我看来，恰恰是应该质疑的。
首先，这里所说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概念？当年周作人写过一篇文章，叫《北大的支路》，说北大在“大家只知道尊重英文的时代”，“添设德法俄日各文学系”，以后又开设朝鲜、蒙古语班，这都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事件”。为什么“重大”呢？因为它显示的是一个“兼容并包”的“大世界”观：不仅是美国，还有其他西方国家，更有东方世界。但以后的“世界”就变得越来越狭窄了。我五十年代上北大时，入学通知书上就写着：祝贺你考取了“东方莫斯科大学——北京大学”。那时候的“世界第一流大学”就是“莫斯科大学”，北大以此为奋斗目标，也进行了“一边倒”的教育改革，结果导致了北大自身传统的强制切断。现在历史似乎又在重演：据说这是一个“全球化就是美国化”的时代，美国的教育代表了世界一流水平和发展潮流，看来北大又要以成为“东方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了。这是十分危险的。这可能导致中国大学教育、北大教育独立自主性的丧失。
强调中国教育的独立自主，当然不是拒绝接受外国的教育经验，但这里有三条线：一，必须是多元的吸取，而不能只限于某个单一的资源。二，必须吸取其“根柢”，即普适性的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不是枝叶。事实上，我们这里反复讨论的“教育独立，思想、学术自由”的思想，就是蔡元培先生那一代人吸取了西方教育的经验，并和中国教育实践结合的一个结晶，它是具有普适性的。三，必须重视本国的教育资源。这不仅有中国古代的教育资源，更包括了中国现代教育百年的经验，其中就有我们这里讲的北大传统，我实在担心，如果我们用“大换血”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很可能把北大那一点老底子都“改”掉了。我这里随便举个例子，都说老北大治学有一股“散漫”之风，据说这就意味着“无效率”，不适应竞争社会的要求，必须改革。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北大之为北大，北大能出人才的原因之一。因为其背后不仅有着学术自由的理念，即放任学者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性情，在没有任何外在干预与压力下，做自己的学问；而且也包含着对学术逻辑的深刻理解与尊重：学术（至少是人文科学）是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求速效，不能以数量计，不能“计划生产和组织”的，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个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劳动。所谓“散漫”，看似漫不经心，其实是一种沉潜状态，是在淡泊名利、不急不躁的心态下，潜入生命和学术的深处，进行自由无羁的探讨和创造。这样做出来的学问，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看似无效（率），其实有大效、真效。我在和一些外国学者与留学生的接触中了解到，他们中许多人都对北大看似松懈，实则给教师的学术研究留下较大的空间，比较充裕的时间的学术环境，以及我们师生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这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传统），表示十分倾慕；据说在他们那里，在竞争的压力下，已很难按自己的意愿从容地做学问，师生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商业化了。我们当然反对“干好干坏都一样”的大锅饭现象，需要有压力和竞争，但这必须是学术的压力和竞争，不能靠其他的压力和竞争，也不能简单地将商业竞争规则用于学术，以市场上的需求来要求和评价学术。在学术竞争方面，北大也有自己的经验。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多年，就时刻感到来自学术和教学的压力和竞争，从不敢有半点松懈，而无需政治和经济的压力或诱惑。
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能不能用政治的逻辑、经济的逻辑来治理学校，指导教育改革？它将导致什么结果？现在，又在“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下，用经济的逻辑，资本、市场的逻辑改造北大，使北大越来越商业化。而恰恰丢掉了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正是在这体制化、官僚化、商业化的过程中，教育独立、思想与学术自由这大学教育的两大生命线，北大“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思想传统、学术传统，都受到了很大破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正是要用经济的力量、资本的逻辑来根本改造北大。这使得一切关心北大命运的人们不能不产生一种担忧：因为它正在奏效。我们也不能不像当年鲁迅那样，尖锐地提出“北大失精神”的问题。
任何时候都不要抛弃
“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我们都是普通的老师与学生，无力抵挡这一切。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坚守”，我们还要坚守思想的逻辑、学术的逻辑、教育的逻辑。
因此，我对北大学子有两个期待。
首先是任何时候都不要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这就是说，同学们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毕业后会走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从事不同的事业，人生的道路也会有许多的变化，但有一点，应该是一致的，不变的，就是我们既为北大这块土地所养育，我们就永不抛弃“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
你或许从政，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政治家、公务员，而不是谋求私利、随风转舵的政客和唯唯诺诺、无所事事的官僚。
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