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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精神自传 作者:钱理群-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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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或许经商,但你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企业家、经营者,而不是投机取巧、谋取暴利的奸商,无所作为的庸商。   
  你或许治学、任教、从事新闻出版工作,你也必须做一个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批判、创造”精神的学者、教师、编辑和记者,而不是出卖灵魂的帮闲、帮忙文人,混迹文坛学界的无用之人。 
  当然,如何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机遇,也有不同的气质和才能,因此,其表现形式、发挥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同学可能表现比较突出,发挥比较充分,成为一个杰出人才;更多的同学则尽职尽责,但也自有操守:有所为(创造),有所不为(怀疑、批判),更有独立、自由的思考与人格。这是我们作为“北大人”的底线,是不能轻言放弃的。 
  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很难,要坚持一辈子,就更难,更难。真要坚持“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人生之路。我有时又想,我面对同学们,提出这样的期待,是不是过于理想化,甚至会害了大家?但我又真诚地相信,这是一条通往真实的人生、充实的人生之路,那充满“丰富的痛苦”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这是我一生的经历、经验告诉我的。记得我年轻时候读鲁迅的《“与幼者”》,他引述日本作家有岛武郎的一句话:“幼者呵!……上人生的旅路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每回读到这里,我都非常的感动。今天,我在这里向诸位提出这样的期待,也是要告诉大家,这条路,“前途很远,也很暗”,但是,“不要怕。不怕的人们面前才有路”。——当然,我的期待,对诸位来说,只不过是人生选择中的一个参考意见;路怎么走,还是要自己选择的。 
  而且,我还有第二个期待。   
  目光永远向前,向下,立足中国的大地   
  在1999年12月,我应北大学生会之约,写了篇短文:《新世纪寄语青年》,讲了两点意思。首先是:“新世纪呼唤着新的思维,新的批判力、想象力与创造性,呼唤着更加自由的精神空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之作出贡献。”——这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新世纪(也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的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着“文化重建”的任务,又是一个知识大发展、大交融,全人类文明大碰撞、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这样的新世纪是特别呼唤批判、创造、自由的精神的,我之所以在前面如此强调不要抛弃北大精神,实际是着眼于这样一个新世纪发展的大趋势的,诸位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才,如果抛弃了这样的精神,是有可能被这个大时代抛弃的。          
  但我这篇短文的重点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只是希望北大学子,也希望我自己,目光永远向前——要听得见‘前面的声音’的呼唤,不停地往前走;同时又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生活,自己也要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 
  这里说“不想预测新世纪将给这个世界,给中国,给我们带来什么”,也是包含了我的一个判断的:二十一世纪,无论是世界,中国,以至我们自己,都会遇到非常复杂的、难以预测的情况,这将是一个既有大发展,又会有许多新的困惑,以至迷茫的时代。这就很容易产生“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我今天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诸位讨论。 
  当年鲁迅在他《野草》中的《过客》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文章中的“小女孩”(或许就包括什么都还没有开始的在座的诸位)说:前方是“花园”,但这很可能是一个一厢情愿的美丽的梦;“老人”(大概就是我这样的饱经风霜的一代人)说:前面是“坟”,这或许是反映了更根本的真实。问题是面对这样的前景的态度:“老人”宣布,他将“休息”,不再往前走;而鲁迅笔下的“过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自己)却在短暂的犹豫以后,表示:我不能“回转去”,也不能“休息”,因为“那前面的声音叫我走”,“我只得走!”——“过客”的这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精神,是很有启发性的。这里所说的“声音”其实是自己内在生命的“绝对命令”,就是说,不管前面是什么,即使是“坟”,也绝不后退,绝不停留,绝不气馁,绝不放弃,要“走”,“往前走”,不断地探索,寻找,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故乡》)。我在这里郑重地把鲁迅的这一“过客精神”推荐给诸位,就是希望大家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什么情况下,即使是最困难,似乎绝望的时候,也不气馁,不放弃,“目光永远向前”,“不停地往前走”,保持积极向上,向前,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精神状态,这其实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的北大传统,在我们每一个北大学子身上的体现。 
  我的“目光向下”的期待,则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按蔡元培先生对大学结构的设计,北大应属于“研究型”大学,而不是“实用型”的大学(蔡先生称为“专科”)。我曾经说过,“北大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为我们国家、民族,为学术发展提供新思维的思想家,鲁迅所期待的‘精神界之战士’;同时,北大所培养的各专业的专家、学者都必须是思想者,必须是永远不满足现状,永不停止思想探索的精神流浪汉”,“是本专业新的学术思想、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新的技术和方法的开拓者”。因此“北大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更注重于基本的学理、基础的理论,应更具有原创性、开拓性与超前性,更注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相互吸取和综合”。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北大放弃了自己研究型大学的优势,在所谓“适应市场需要”的口号下,向实用型的专科靠拢,不但造成了学校定位的混乱,而且极大地降低了学校教学、研究的水准与品位,距离前述培养高素质的具有思想与学术开拓性、原创性的精英人才的目标越来越远。而真正的民族思想文化学术的精英,他也必然是人类、民族良知的代表,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必然有着强烈的社会关怀、底层关怀,他的目光是既向上也向下的,即所谓“脚踏大地,仰望星空”。 
  蔡校长在就任第一天的演说中,就谆谆教导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一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而我们希望北大学子“目光向下——要立足于中国的大地,沉入民间,更关注人民的真实的生活,自己也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正是一个“立足点”的问题。在人们所说的“全球化”的时代(这是二十一世纪最基本的特点),立足点是一个大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应立足于中国本土,然后才可能真正立足世界;在国内,我们应立足于民间、底层、普通百姓,那是国家、社会的根基,也是我们生命之根。所谓“目光向下”,就是要关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实实在在地为他们谋利益: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也是做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而强调“做一个真实的普通人”,则是要强调鲁迅所提倡的“泥土”精神,作为年轻人,既要有高远的理想,所谓“不想做将军的兵绝不是好兵”,也要以一个“平常心”,更要有“不怕做小事业”的精神,这对北大人或许是尤其重要的,如许多人都谈到的那样,北大学子很容易犯的毛病,就是“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其实不肯、不屑、不能做小事情的人,也是干不了大事情的。我们在前面讲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都是要落实到一件件的小事情上的。我对北大学子的两个期待,是相辅相成的,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前面讲的,“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这是一个真的“人”的境界,也就是要做一个真正的“人”。         
  以上这番话:关于大学教育,关于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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