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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传统”也限于学风问题，而避谈其内在精神。这可能都会妨碍我们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与继承。
北大百年光荣与百年耻辱
在北大的百年历史中，是有过惨痛的教训的。我说的是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从表面上看，北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但那张被毛泽东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却是被操纵的。问题是，有那么多的北大人，如此狂热地卷入，并且在卷人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令人发指的暴行，从而构成了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不能回避的，也是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鲁迅说的，要在政治参与中注入科学的理性精神，坚持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精神（包括自我怀疑和批判），民主意识，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尊重和保护，也就是将我们前面所说的“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北大精神，真正贯彻到政治参与中。
由此而引发出来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和分析北大的历史，这也是北大百年校庆时争论的一个焦点。我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我们在回顾北大百年历史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许多东西。我们高谈北大的光荣，却不敢触及同样惊心动魄的北大耻辱；我们一厢情愿地描绘了一个‘一路凯歌行进’的百年辉煌，却闭眼不承认前进路途中的坎坷、曲折、倒退与失误；我们用鲜花（有的竟是假制的纸花）与甜腻的歌唱掩盖了历史的血腥与污秽！而更无情的事实，还在于我们在片面描述，以至曲解、阉割历史时，实际上正是在掩盖现实北大的种种矛盾，诸多问题！”（《北大百年：光荣与耻辱》）我们说过，怀疑与批判精神是北大的一个传统；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怀疑、批判是否适用于北大自身？我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的《想起了七十六年前的纪念》一文中所强调的，就是要把“校庆”变成一个“自我反省、批判”，而不是一味“歌功颂德”，自我陶醉。
这样的讨论，也许太严肃了。那么，我们换一个话题：看看北大历史上最有名的两位文科教师，也是中国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胡适和鲁迅，对北大传统有什么看法，对北大学子有什么期待？
胡适：做“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我们先说胡适，看他在北大的两次演讲。
在1920年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胡适明确地提出，北大要真正成为“新思潮的先驱”、“新文学的中心”，必须“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他说：“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我希望诸位要洗刷了它。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研讨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普及与提高》）
1921年北大的开学典礼上，胡适又有一个讲话，谈到“年来因有种种的风潮，学校的生命几致不能维持，故考试不严，纪律也很难照顾得周到”，因此强调要“严格考试”和加强纪律。接着又针对“外界人说我们是学阀”，讲了这样一番话：“我想要做学阀，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做蔡校长所说的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另一方面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在北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胡适对北大学生的期待，显然有两个重点：一是要以“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下“提高”的研究功夫，“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为此，必须建立严格的制度与纪律，致力于学院化、体制化的建设工作。这样的努力和追求，就使得胡适成为中国现代学院派的最主要的代表，他是期待北大走向学院化的道路的。前面我们说到，蔡元培对北大的定位原来有两个方面，一是“献身学术研究个人修养的封闭的圣地”，一是“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这构成了一个矛盾。现在胡适的主张，就是要取消后一个功能，希望北大远离政治，使北大成为纯粹的“研究学问的机关”，北大传统也主要的是一个学术传统——他依然强调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但胡适其意又不仅在学术，而是要通过学术造成一种“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借学术“实力”来影响社会，“在人民思想上发生重大影响”，即为“天下师”，进而取得政治权力，为“国师”，“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所以他的远离政治，主要是远离民间反抗政治，而最终还是要进入国家政治体制，推行精英政治的。因此，他对北大学生的期待，不是一般的专家，而是有“势力”的“学阀”，而且有可能要当“领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培养“精英”，技术、文化精英和政治精英，而这两者又是可以转化的。
鲁迅：不妨做“泥土”，
北大应“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
鲁迅没有对北大学生作过演讲。这和他在北大的地位有关：他不像胡适那样，处于北大的中心位置，有指导学生的责任；他只是讲一两点钟课的兼职讲师，一般不对北大说三道四，只是北大二十七周年校庆时，应学生会之约，写了篇《我观北大》。
但鲁迅有几次在其他学校的演讲，寄语青年学子，也应该包括北大学生在内吧。一次是在北师大附中，题目叫《未有天才之前》，其中有这样一些话：“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但天才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而“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而“做土”也不容易，它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
鲁迅的这段“寄语”有几点很可注意：其一，他并不否认“天才”，但他更关注的是使天才得以产生的，作为社会、文化根基的“民众”，这样的“平民”立场与眼光，显然不同于胡适的“精英”立场与眼光。其二，作为一个教育者，他在和青年讨论人生目标的选择的时候，更关注的是如何确立“大家都可以做”的更为“切近”的目标，而不是少数具有天赋的学生的选择。因此，他实际上是提醒年轻人要以“平常心”看待自己和人生，而不要陷于浪漫主义的英雄梦中。其三，鲁迅其实是把自己也摆了进去的，他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做“常人”、“俗人”，也即“泥土”，他绝没有胡适那样的做“国师”、“天下师”的情结，他甚至拒绝做年青人的“导师”。其四，但他并没有降低对青年人和自己的要求，他说的“泥土”是能够“收纳新潮，脱离旧套”的“泥土”，按我的理解也是具有“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精神的现代知识分子，同时还“不怕做小事业”，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鲁迅称之为“坚苦卓绝者”，这也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1927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有一个《致语》，讲到当时的大学生活：“现在，四近没有炮火，没有鞭笞，没有压制，于是也就没有反抗，没有革命”，学生们“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鲁迅提醒说：“但这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这精神则如日光，永永放射，无远弗到。”否则，“中山大学也还是无意义。不过使国内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中山大学开学致语》）。
鲁迅在这里把“革命”与“大学”、“学术”联系起来，是有着深刻意义的。他所说的“革命”，就是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的怀疑、批判、创造”的大学精神，也就是鲁迅所要强调，并提醒人们注意的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鲁迅显然并不反对学生“在平静的空气中，度着探求学术的生活”，这样的“平静”本也是正常的学习与研究的必要条件，但鲁迅确实看到了“平静的空气”可能潜在的危险：一旦凝固下来，就会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