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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经历这一切的梁思成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年的外出考察中，他和徽因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去山西
外出考察后回到家里，思成便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洗去一身的疲惫，换上居家的便服，捧一杯香茗，徽因一边翻看他测绘的各种资料，一边急切地询问他考察中的各种情形和见闻。
当思成拍摄的那些照片洗出来后，徽因更是感慨万端：“同样的寺庙，建于清朝和建于辽代的就有这么大的不同！三大士殿的屋檐和斗拱让人觉得沉甸甸的，而清朝的庙宇就缺乏这种厚重感和力度。”
徽因盼着尽早能同思成一道外出，去亲眼看一看那些藏在荒村野岭的珍宝。
家里仍然很热闹，常来的除新老朋友外，还有梁林两家的亲戚。思成的两个侄女正在上大学，通常总是来北总布胡同度周末，有时她们的同学也一起来，因为他们喜欢梁家的艺术氛围和自由气息，还因为在这里可以碰到他们仰慕的文坛名人。徽因尽管永远有忙不完的家务，仍然不时地有新诗发表。整理思成的考察资料也是她乐意做的事。
１９３２年，她完成了建筑学论文《平郊建筑杂录》，为燕京大学设计了地质馆，还与梁思成一道，设计了燕京大学灰楼女大学生宿舍。灰楼的楼梯扶手要比一般宿舍楼的楼梯扶手略窄一些，因为考虑到女学生的手比较纤小。徽因看重细节，讲究细节的完美。生活完美与否常常由细节决定，一座建筑是否完美也同样由细节决定。
１９３３年，儿子从诫满一岁了。他胖乎乎的小手上有圆圆的肉窝，见人就笑，逗人极了。三岁多的小再冰已知道爱美，每天早上起床都要挑自己喜欢的裙子穿。看着孩子一天天长大，对世界上的事情样样都感到惊奇，常常出人意料地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徽因十分快乐。一双小儿女让徽因十分忙碌，也十分幸福。她平时在工作中，在讨论问题时，从不轻易妥协。可是和孩子在一起时，却全没了主见。她宠着孩子，由着孩子，不知道怎样疼爱他们才好。当思成去山西考察时，她决定要一同前往，可临行前看着可爱的孩子，真是难舍难离。但她还是同思成一起做着外出前的种种准备。他们花不少时间跑图书馆，阅读各地的地方志和其它书籍，了解准备考察的那一地方的历史、地理和宗教等方面的情况，记录下其中有关建筑的文字，以制定考察目录和考察计划。
再就是要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考察的地方多是些穷乡僻壤，如果没有当地政府的支持，他们的行动就会因为不被当地人理解而受阻，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每次出发前，先由营造学社的社长朱启钤通过各种关系同当地政府和驻军打招呼，请求他们对考察人员给予必要的关照和保护；考察结束后，再请当地政府妥善保护这些古代建筑文物。
当然，也得有物质上的准备。古建筑考察是一项默默无闻的工作。营造学社资金有限，他们除了测量和照相的仪器外，每个人都备有一个工具包，当他们攀援在古建筑上时，包里那些可以伸缩的尺子和其他自制的工具都可以派上用场。吸取以往野外考察无处食宿的教训，他们还准备了轻便的吊床、行军床和一些罐头食品。思成、徽因计划先到大同，再去应县。大同有云冈石窟，应县有辽代木塔。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应县的那座古老木塔就一直让思成寝食难安。
牵挂应县木塔
早晨起来，洗着脸，思成会突然自言自语道：“到应县去不应该太难走吧，听说山西修有很好的汽车路……”正吃饭时，他会没头没脑地说：“如果能测绘那应州塔，我想，我就……”话没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当然，只有徽因明白他的意思。
最让他不放心的是，不知那木塔是否还在。即使还在，是否还是建于辽代的那座。过去的考察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千辛万苦地跑了几百里路，结果见到的要么是一片废墟，要么是明清以后仿建的赝品。
他盼望着能看到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只要看一看照片，他就能判断这座建筑的建筑年代。
一天上午，徽因从门房那里拿回了当日的报纸和信件，一个自制的牛皮纸信封引起了她的好奇。那信封上的寄信人地址是：山西省应县白云斋照相馆。
原来，思成想出了这么个主意。他先寄一封信到应县去投石问路，收信人地址写的是“探投：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信中，他请应县照相馆的人帮忙拍一张近期应县木塔的照片。没想到，“应县最高等照相馆”居然有了回音。
徽因把邮件交给思成，她欣赏思成的执著，嘴上却笑着打趣道：“阿弥陀佛，幸亏你着迷的不是电影明星！”
思成看着照片和信，兴奋地对徽因说：“太幸运了，八九百年的木塔居然还这么完好！你瞧这家照相馆多有意思，他们不要拍照片的酬金，只想要一点北平的信纸和信封。”
正是初秋９月，天气真好，不冷不热的。徽因放下手头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和思成及营造学社的刘敦桢、莫宗江一行五人前往大同。
徽因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到外面走一走了。天天在家里，习惯了孩子们的声音，习惯了佣人们事无巨细的问询，也习惯了母亲的唠叨，尽管有时会感到烦闷，但在生活惯性的驱使下，日子一天天也过得飞快而平静。如今远离了那熟悉的一切，开始了另一种生活，触目全是新鲜、兴奋和美好。在她看来，山西的“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
山西的自然风物很美，山西的社会生活却落后而贫穷。
他们到了大同才发现，在这里居然找不到投宿的地方。街道上厚厚一层混合着煤尘的灰土，墙根屋角的垃圾在风中打旋，毛驴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车马店是惟一的“接待站”。
“谁能想到，”徽因说，“这里在辽金时代曾是陪都！”
无奈中，他们回到了大同火车站，不期然碰到了车站站长李景熙。他当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铁路运输，与思成、徽因同学。他乡遇故知，疲惫的一行人分外高兴。
李景熙把思成、徽因一行接到自己家里，腾出房间，安排他们住下。思成、徽因不愿意让老同学为这么多人的饮食操心，第二天找到了市政当局。市政官员吩咐一家餐馆供给他们饮食。在大同考察期间，他们每天在这里就餐，一日三餐的伙食是一人一碗汤面条。他们测绘了建于辽金时代的华严寺和善化寺。
行走在田野
思成给五人分了工，有人测平面，有人查碑文，有人量斗拱，有人画横断面、纵断面。每天一到寺中，他们立即依照分工开始工作。思成爬梁上柱最利索，三下两下就到了殿堂房顶，拉开皮尺一边测量一边绘图，效率非常高。然后，他们到了云冈石窟，着手考察石刻艺术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
云冈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艺术壮观的遗迹，是北魏艺术的实证。《水经注》中记载着当时的盛况：“凿石开山，困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
而如今的云冈因为地处偏僻，却几乎没有什么游人。空旷的山崖上看不到一棵树，田野里的庄稼长得稀稀落落，只有一座座石窟和石窟中的一尊尊佛像守望着这块贫瘠干旱的土地。在这里，他们又陷入找不到住处的窘境。没有饭店，没有旅馆，没有任何公共设施，甚至连车马店也没有。他们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农民。一户农民终于答应借给他们一间房子，房子没有门窗，没有一件家具，只剩下露天的屋顶和透风的四壁。他们也只好在这间房子里摊开了行李。
这里昼夜温差很大，中午热得穿单衣，夜里盖棉被还冷得缩成一团。吃饭也就在这个农家搭伙，每天的主食都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然吃到一点咸菜就算佐餐佳品。生活工作条件很差，但他们情绪很高。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有机体，其中的一切都互相关联。不同历史时期的造型艺术提供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记载———建筑、服饰、礼乐、风尚乃至全部日常生活。一个民族的政治历史只是提供了生活的外在形态，而艺术则让人切近了这个时代的灵魂。
北魏时期，佛学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