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徽因对此从来不置一辞。在外界的传闻和流言面前，她始终保持着高贵的沉默，而在心灵的最深处自有珍藏。
１９３６年初的一天，思成要去上海，因为一件小事，两人怄气了。和所有夫妻一样，他们在平日的生活里也不时发生争执，互不相让。这次两人是真生气了，气头上，他们拣着最解气的话说，结果是思成气鼓鼓地离开了家，徽因在家中哭肿了眼睛。第二天一早，徽因收到了思成从火车上发回的两封电报和一封信，信、电中全是对徽因的牵挂和对吵架的懊悔。徽因一夜没睡好，头晕得厉害。读着思成的信和电文，她感到了幸福的眩晕，心头一松，靠在了沙发上。这时，女佣又送来了沈从文的一封信。沈从文因为一桩感情的纷扰与妻子张兆和发生了矛盾。苦恼中的沈从文写信向徽因诉说，希望徽因能帮助他“抓住理性的自己”，把“横溢的感情”设法安排妥帖一点。
读着沈从文的信，徽因禁不住微笑了。她想，生活里的事情真是奇妙，从湘西走出来的沈从文和自己一样被感情困扰得痛苦不安。对这种苦恼她不仅理解，而且肯定地认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能体验情感。”她铺开了信纸，与张兆和一样称呼沈从文为“二哥”。她清理着自己的思绪，剖析着自己的感情，开导和劝慰着苦恼中的“二哥”：
我的主义是要生活，没有情感的生活简直是死！生活必须体验丰富的情感，把自己变成丰富、宽大能优容能了解，能同情种种“人性”，能懂得自己，不苛责自己，也不苛责旁人。不难自己以所不能，也不难别人所不能，更不怨命运或是上帝，看清了世界本是各种人性混合做成的纠纷，人性又就是那么一回事，脱不掉生理、心理、环境习惯、先天特质的凑合！把道德放大了讲，别裁判或裁削自己。任性到损害旁人时如果你不忍，你就根本办不到任性的事。想做的事太多，并且互相冲突时，拣最想做———想做到顾不得旁的牺牲的事做，未做时心中发生纠纷是免不了的，做后最用不着后悔，因为你既会去做，那桩事便一定是不可免的，别尽着怪罪自己。
一生对她满怀深情
我方才说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快乐，不知道你有否同一样感觉。
我的确有过，我不忘却我的幸福。我认为最愉快的事都是一闪亮的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迸出神奇的———如同两个人透彻的了解：一句话打到你心里使得你理智和感情全觉到一万万分满足；如同相爱：在一个时候里，你同你自身以外的另一个人互相以彼此存在为极端的幸福；如同恋爱，在那时那刻眼所见、耳所听，心所触无所不是美丽，情感如诗歌自然的流动如花香那样不知其所以。
这些种种便都是一生中不可多得的瑰宝。世界上没有多少人有那机会，且没有多少人有那种天赋的敏感和柔情来尝味那经验，所以就有那种机会也无用。
……在夫妇中间为着相爱纠纷自然痛苦，不过那种痛苦也是夹着极端丰富的幸福在内的。冷漠不关心的夫妇结合才是真正的悲剧！
如果在“横溢情感”和“僵死麻木的无情感”中叫我来拣一个，我毫无问题要拣上面的一个，不管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别人。人活着的意义基本的是在能体验情感。能体验情感还得有智慧有思想来分别了解那情感———自己的或别人的！……
当她准备结束这封信时，想起了沈从文的苦恼，于是又走笔写道：
算了吧！二哥，别太虐待自己，有空来我这里，咱们再费点时间讨论讨论它，你还可以告诉我一些实在情形。
我这２４小时中只在想自己如何消极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个人自己去上海的火车中也苦得要命，已经给我来了两封电报一封信，这不是“人性”的悲剧么？那个人便是说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徽因又及：
你一定得同老金谈谈，他真是能了解同时又极客观极同情极懂得人性，虽然他自己并不一定会提起他的历史。
福建的陈钟英、陈宇二先生，在８０年代初编辑林徽因诗文集的过程中，曾多次到北京访问已年过八旬的金岳霖。他们记下了如下的一些事情：
金岳霖一生对林徽因满怀深情。
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仍旧独身。
陈宇在对金岳霖的访谈中，“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
“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的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只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的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
由是我联想到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在林徽因去世后多年的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开席前他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最亲密的朋友
陈钟英、陈宇在林徽因诗文集编好之后，拿去请金岳霖过目，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想请他写篇关于林徽因的文字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却迟迟地不开口。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陈钟英写道，“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的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
金岳霖在８０年代中期，写了一些忆旧随笔，其中有一篇是《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
他写道：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７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三十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了请了一个拉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喝的是咖啡冰淇淋，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休息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因院，我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我虽仍无后，而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而已。
我同梁从诫现在住在一起，也就是北总布胡同的继续。
金岳霖写这篇随笔时，已年近九旬，生活起居皆已不能自理。梁思成、林徽因与他情感延续到下一代，伴随着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１９３２年的阳春３月，梁思成的《清代营造则例》和《营造算例》脱稿了，林徽因《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这是林徽因第一篇建筑学研究的论文，也是她对中国建筑艺术纲领性的总结。
写作这篇论文时，妊娠反应使她常常脸色苍白地离开写字台和绘图板。可整篇文章的思路、包括其中许多图例的绘制，却完成得十分顺利和流畅。
直到今天，当我们阅读这篇专业性很强的论文时，仍不能不叹服林徽因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地驾驭材料的能力。这样酣畅的笔墨仅仅用才华和灵气来解释是不够的，那实在是长期耕耘、了然于心的结果。
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为中国从来没有人写过自己的建筑史，自然也就没有古代建筑物的目录，在这样的前提下外出考察，就像是“盲人骑瞎马”，几乎完全是凭感觉，碰运气。
初次经历这一切的梁思成没有想到，在以后几年的外出考察中，他和徽因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不足为奇。
去山西
外出考察后回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