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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鱼鳞似的灿烂阳光。春天的大江两岸，油菜花金黄。黑压压的人群，拥挤在江边沙滩上，早春的太阳，已十分毒辣。他和一群被捆绑着的暗藏反革命、叛乱暴动分子，串在一起，二三十人，弯弯扭扭地，站了一排。那里有伪政权搜刮民财的反动武装首领，有袍哥大爷、土匪头目、县财政局长，旧军队衙门里的散兵游勇、作奸犯科的，这些人都一块儿枪毙。那天，娅雯的父亲被绑得很紧很紧，站在毒辣的太阳下，浑身冒汗，他试图从被捆绑着的破棉袄里，取出用小狼毫毛笔写的讲演稿，对大家讲演。那时，一排行刑的解放军战士，已向他们举起了长杆子步枪，他突然扯破喉咙高叫：
“冤枉啊！我还有话说！”
主持刑场的军官是一个高大的解放军营长。营长姓苏，来自山东，新政权供职的那些天，他们见面十分客气。苏营长依然那么客气地对他点点头，同意他说话，但，因为他脸上流着汗，也因为他们在被押出来枪毙之前，被灌了一海碗烧酒，想喊，喉头哑哑地，什么也喊不出来，陪同他被杀的那个贩卖烟土的伪县财政局长，大声骂他：
“软骨头，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些，有啥子毬用哟？”
可是，被五花大绑的伪临时县长梅绍武，还是把他想说的话，哑哑呼呼，说了个大概，他家，他大儿子，女儿，怎样和新政权有血肉联系，他历来就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最后，组织伪政府任县长，属迫不得已，而且已得到新政权容许。他任县长、保安司令，成员虽然成分复杂，但没有新的血债……他越说越激动，越兴奋。他满脸胀红，吐字不清，黑洞洞的嘴不断蠕动，他想得到答案，像他这样死心塌地，倾向革命，支持革命，甚至已经正在卖力干着革命的人，凭什么要被新政权杀掉？
苏营长不耐烦地站起来，喝了一声：
“说完了吧！”
“没，没有！”
苏营长皱了眉头，手一挥，面前的步枪，对面的机关枪，对着他们那一串“蚱蜢”同时开火。枪响的时候，似乎人们还能听见他在高呼“斯大林元帅万岁！”还有高呼“共产党万岁”、“蒋某某万岁”的。掺合着枪声的口号，呼得很杂很乱。还有好几声“万岁”，没有喊得周全。一阵硝烟过后，那些被捆绑着高呼“万岁”的生命，一个个都烟消云散了。他那长长的身体，中弹之后也蜷起来，像一头黑虾米，缩在岩石下面的裂缝中。那时，娅雯已戴上大叛徒妻子的帽子，在外面深山老林躲藏。她没有看到父亲被枪杀的场面。可是，她可能在这里看到枪杀的他们家族中的第二个人，就是她名义上的丈夫，谭纪年。纪年也是被五花大绑，押到悬崖下的沙滩上来枪毙的。谭纪年被枪杀的时候，人们似乎没有见到大江侠客的影子。他被枪杀于一九五一年。比娅雯的父亲梅绍武被镇压刚好晚一年。主刑官居然还是来自山东的大汉，解放军苏营长。纪年被枪杀后，他那也被五花大绑的挺硬的身子，也蜷缩起来像只黑虾米。也是春天，大江两岸，风和日丽。纪年没有呼口号，也没有讲演，行刑的战士用手枪、步枪，从他很近的背后，一枪打过去，子弹穿过背部，再补一火，他脑袋就开了花。他先是一栽，又向后一仰，又一颗子弹打过去，正好敲破了前额。他向前重重栽下去。络腮胡上粘满了血，流着血的嘴，啃着沙滩上的石子和淤泥。……娅雯万万没想到，他们家族中的亲人们，会在如此血腥的场面中出现，还一次次重复。她没有去收尸。去给她父亲梅绍武收尸的是那个名叫顺子的小女孩。顺子已十七八岁，是她父亲惟一正了名的姨太太。顺子是那座椅子形山岭上梅家祠堂账房先生的女儿。圆房的时候，顺子刚满十六。他们还生了儿子，顺子用小船载了梅绍武的尸体，远走他乡。究竟掩埋在什么地方？他们谁也不知道。
掩埋娅雯叛徒丈夫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当地的“老船工”，大江上的水手。那个身强力壮的壮汉，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有在汹涌波涛中长久熟练驾船的本领。他连夜把尸体用船载到大江南岸崇山峻岭中去埋葬。这样，那一带的紫檀木树林中，深山泉水边，便出现了一座没有姓名的坟墓。也有人说，埋葬她叛徒丈夫谭纪年的，不是武艺高强的船工，而是一个大江游侠，或江洋大盗，或是从远方的失败战场上逃回来的
国民党上尉军官。有人把那个上尉军官，吹得更神。说他并不是上尉，而是国民党将军。这个神秘军官，在他们家族中，始终其着保驾护航的作用。他的真实面目，始终迷糊。无论船工，还是长工，还是逃回来国民党的上尉、将军、当地土匪、保长、甲长，反正他是那么一个身强力壮男人，隐隐约约地闯进了娅雯的情感生活。有人说他们曾结婚，但他们的婚姻也十分短暂和暗淡，没有在她生活中，留下多少记忆。他们没有生儿育女作为生活好坏和爱情幸福的证据。后来，她的大半生，都在贫病交加、精神和肉体折磨中度过。那时，她儿子永年还小，孤儿寡母在遥远的山林，亦说原始森林，深山古庙，隐居之后被揪出来，送回老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悲痛和耻辱中过日子，是何等艰难。回到家乡，老家的房产田地，早被翻身的农民分了个干干净净。她在老家祖坟的山崖旁边，支起小茅草棚度日，经常受到当地村民的辱骂和骚扰。每次运动，开斗争会，都少不了拉这对孤儿寡母去做陪衬。解放初期那段时间，她们在家乡过的究竟什么日子，可想而知。当然，这是子庄他们了解到的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那个逃跑回来的国民党军官，已穿上了当地农民的服装，努力生产。他用船把母子俩从茅棚里带到更深远的山林中去，开荒种地，养鸡养鸭养鱼，过着男耕女织的平静日子。几年过去，山美水美，空气清新。把心灵受到重创的她，养得白白胖胖，被称作乡间美人。他们的儿子永年，似乎也因此享受到了父爱，也感到了他们特殊家庭的快乐温馨，而国民党军官，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在一起买了收音机听广播，说不定那时她还翻出了那本珍藏的《史记》来放在土磨前的石礅上晒干，以免生虫子。日子如果这样，就可以平静过下去。谁知，到了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当地政府开山毁林，把他们居住的那片山林砍得精光，同时，发现了山林中过着平静日子的这一家。国民党上尉被抓到了县上去，关在监狱里，作为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枪毙了。历史反革命，因为他是国民党上尉。现行反革命，是从他们家里搜出了那台收音机。他们收听敌台，山林中的茅屋，是台湾派来这里的特务分子联络点。其实，小莲祖母在大病中沉痛地回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国民党军官。她有过原始山林中的躲避生活，并不是和国民党上尉军官一起度过，也没有哪个台湾派来的特务在深山老林找过他们。她喜欢听的收音机，只能收到当地省、市电台，听收音机，还是她在那座神秘公馆和商人革命者一起工作，掌握来自革命大本营的消息，养成的习惯。她家里还珍藏着一台老式的肖邦牌唱片机哩！那是当初县城女子中学校长留给她的礼物！可是，她后来一次也没有放过贝多芬的音乐。她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贝多芬、肖邦、莫扎特和她母子俩的生活，究竟有多遥远。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对她来说，简直毫不相干。至于一直暗地对她有过帮助的那个人，究竟是谁？有人猜测，是她大哥部队的国民党军官，投诚以后，解甲归田，专门来照顾他上司的妹妹。或者，是得到那她哥哥的指令，来暗地帮助她们母子俩的。那么，他也应该算国民党起义人员。历史就这样弯来绕去，但始终不能逃脱谁的手心。生命总要消失，只不过消失的理由，并不都是一样充分罢了。她父亲带着冤屈被枪毙，她名义上的丈夫，那个大叛徒谭纪年，是不是也带着什么冤屈被枪毙的呢？现在还不好说。不过，她和第二任丈夫，并没有正式结婚。国民党逃跑回来的上尉军官，和小莲祖母一样，惟一的爱好就是听广播。他喂鸡、养鱼都是能手。可他还是被镇压了。大江南岸悬崖下的沙滩刑场，是他们一代又一代梦断魂断的地方。至于她母子俩怎样回到老家的？有几种不同的传说。有人说，她“镇反”时被投进监狱，后来，找不到她有什么犯罪证据，就放了出来。有人说，她本来已送到茶场农场去管制劳改，采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