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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非更是愤慨不已，说：“草菅人命在一些官员眼里恐怕算不得什么，强奸人类良知又怎能比个人的荣辱得失重要？倒是普通百姓，反倒肯于实践‘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一种境界。”
感慨之余，彤非最后说了句让人心情稍有平复的话：“值得庆幸的是，这次我们的政府最终表现了勇于担当的气度。这说明时代到底是进步了，我们的领导人也算了不起。”
我知道，彤非和陈子凯都是有激情的人，遇事扑上去就会义无反顾。尤其是彤非，受当兵家庭的影响，关键时刻是不会顾念自己是否有什么“不测”的。不要看彤非平日常免不了散布一些世俗的“奇谈怪论”，特别在教育我的时候不遗余力，但那多是出于一种真切的关怀，我理解。但当大是大非摆在面前时，她会一扫谐谑，张力十足，很有记者的职业道德和风范。相形之下，我觉得，彤非、陈子凯做人比我爽气多了，不像我活得那么拘谨。我知道，这一次他们是又准备大干一场了。
在电话中，我说了点作为懂些医道的人该有的嘱咐，也略怀隐忧地提醒着做事别太过火。我说毕竟无冕之王也不是处处灵光的，许多时候，一些“规矩”也不可逾越。我就势列举了大约去年某地就有记者遭遇过权力部门封杀的事。理由很简单，无非是损害形象或负面影响一类冠冕堂皇的说辞。我说：“这一次虽然最高层直接发话了，估计没人犯得上再顶这种风头，但微妙的事情也是说不清的。若不小心捅到谁的肺管子，弄不好就有事过后凿巴的麻烦。”
彤非说：“你别杞人忧天了。出了个蒋彦永，他作为医生在人命关天的当口都能挺身而出，我们这些做记者的，若是都成了软骨头，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知道彤非的话算是说到家了，单凭我的个性，若遇此事又何尝不会忘我地投入呢。说到底，我的规劝是一些多余的话，从亲近的角度讲，是操了些牵挂的心，从个人潜意识说，在经过了一系列事情之后，多少有些变得顾虑重重，既不低头却又“没脾气”。我觉出了自己有些被现实改变了的影子，这种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变化，在猛然的觉察中，让自己也不禁打了个寒噤。
我于是不再说那些无用的话了，祝他们一切顺利。
撂下电话后，我让自己静了静。想也该做点什么才对，琢磨着，决定还是先写封通用的邮件，从医学常识的角度给朋友及亲人们一点有益的预防提示。我还想，上班后也要在社内讲一讲，毕竟应有的重视还是要的。
没有想到的是，大半夜了，女儿突然打来越洋电话。她在电话中语气很紧张，说知道了国内发生的事情，是当地电视新闻中播报的，说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宣布不再接纳来自中国的入境者。
我没有隐瞒，说疫情是有些凶，但没到不可逆转的程度。说现在国家很重视，应该很快能见着控制的效果。并说苇城公布的情况，当前仅有两例，均为输入性的，而且被隔离了，相信不会有太大范围的蔓延。
我不想让女儿在那么远的地方担心，但是点点依然很急切，说：“我怎么能不担心呢？我的同学，家是广东的，她的妈妈已经死了，爸爸还在医院中。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恐怖地带》那部电影里的影像……”
我告诉她，SARS是一种很严重的呼吸系统传染病，从目前看患病者的死亡率的确很高，但是控制和预防得当，不致造成所有人感染，更不会出现电影里那种在劫难逃的局面。
女儿忧心忡忡地嘱咐着：“你们一定要小心啊，咱们家谁出了问题，我都会接受不了的。我也再不想经历爷爷走那样的伤心了……”
惑 52（3）
和点点通过电话后，我一点睡意都没有了。坐在床上，想着一石激起千层浪的这种效应，意识到，在其后的一段日子里，“非典”必将成为人们生活中一个无法回避也要集体面对的重大考验。我当然相信，面对SARS这种危急事端，国家必定会出台相应的措施、政策，也一定会在反思和现实需要面前，逐渐完善起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和管理办法。但是，人们期待的何止这些，何止是对一两件突发事端的应急能力呢？我在想，整个社会生活能否因这样一个发端，形成一种治理的契机呢？
凡事小中看大，当前社会生活的痼疾，虽然不像眼前突如猛兽的SARS一样凶悍，但未必不像它或是其他一些已知与未知的流行瘟疫，潜伏着，也积蓄着一种不知何时爆发的危险。任何存在都是事异理同的，高度重视了，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可回避却也能将风险降至最低的。但是，日常的隐患不同于显象的危机，也没有看得见的病灶那样容易被剔除。作为个体的人，虽说抱持着一切会逐渐好起来的期待不失为一种执着，但是，无所作为的硬撑或是只能被动坚持，难道不是可悲或也形同于一种变相的消极吗……
迁延的思绪带着我不由自主地想到身边的人和事，于是也就想到了此前朋友们给我的建议。在给简志峰发《预防》邮件时，见到他一天前回复我的一个邮件，针对我说年会期间有人提及我调北京的事，他写了这样的看法：
……我的基本想法是人挪活。我们这种人，在目前的情况下，不管际遇如何，大体是过得不错的。这点就使人不愿轻易地换个地方，因为挪动的机会成本比较高。但是，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越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能力及开拓性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弱化了。
以我的经验教训以及其他一些人的经验教训，告诉了我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一个人，特别是担任领导的人，不宜在一个单位待得太久。在我们目前所处的体制中，一个基层管理者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其一，尽责，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但免不了得罪一小部分人或个别人因贪心、私念不能满足而导致的仇视。别小看这一小部分人的能量，它有时会是支持、理解你的大多数人不可比拟的。大多数人往往是沉默的、隐性的，他们的“爱”是平缓的；而一小部分人则是爆发的、显现的，其“恨”是激烈的。其二，我们的事业是国家的，由于国家是抽象的、“缺位”的，所以，就会借用“民主测评”这样的形式来解决一些问题。你平常关注的可能是事业的发展以及实在的业绩，并没注意讨好决定你命运的人，且不说这时大多数中还有具多面性的人，只说那极个别的，他们由于特别的恨而不惜采取特别剧烈的活动，这种做法最终会比大多数人的倾向性更具有征服力。于是，测评就可能出现与实际相反的一种结果———你死得很惨。而换一种做法试试，情况是否会好一点呢？也未必。当你以取悦作为自己的护身符时，可能会真的得罪了那些真正想干事业的人，而且想干事的领导也会对此不满意，其结果是好日子也不得长久。所以，一般讲“功德圆满”，往往是就一定时期来说的，没有长久的圆满。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就有了两难，干得好有问题，干得不好也有问题；干好是找死，干不好是等死。
所以，对于我们个人尚无法把握的现实，积极一点的态度该是在一个单位发展还较为顺利、与大家相处也较好的时候，就该“激流勇退”。换个说法，也给自己一种重新上路的机会和勇气。我的一个感觉，是我们这样一种人有一大劣势，走过的地方或单位太少。多走几个单位，多一点不同的经历，看问题的角度就会不一样。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容易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看待它就像看待“自己的”一样，容易感情用事，遇事也难免顾虑多，当然还免不了自觉不自觉地做些傻事。多走走，你会遇到你想象不出的复杂局面，而这种“复杂局面”可能会成为激励你的一种动力，使你获得新的经验，也会产生经受锻炼和考验的新的快感。
惑 52（4）
愿你能识得庐山真面目，也保持一种好心情。
看简志峰这样的一种分析，我知道，他的这番话是鞭辟入里的。前后想想，自己一段时间来困在走与不走的矛盾中，说穿了，其实是没从根本上透彻地想明白其中的许多问题。好像在顽强坚守着阵地，时时于不舍的情感及逃避的自我谴责中做着意志力的较量，但是，正像他信中隐隐透出的意思，不识庐山真面目，眼睛已经看不到更远的地方了。
在简志峰推心置腹的说理中，我虽不能完全认同他“激流勇退”的结论式推断就是“积极”，但他的分析毕竟让我看到了自身陷在愚钝无知中作茧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