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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加惭愧与不安的是，这么一次与全国编辑学界前辈结识并请教的绝好机会，我却不能安排苇城各出版社的编辑代表列席参加，或者说是不敢再碰领导敏感的神经，造出张扬的口实。在安排这次会议的服务保障时，我甚至不便调用除学会“自己人”以外的任何其他人，以至学会的几个核心人物都因要忙会务而无法坐下来一起听会。我这个会长干到了这么无能、无奈的份上，哪还有一点能够体面示人的本钱！我唯一想要努力达成的愿望，就是在短短的两天会议期间，以及之前之后接送食宿等小的环节上，不要再有失当之处，那样我也就念阿弥陀佛了。
我的心态就这么一直灰溜溜的，以往的个性风范此时一点都体现不出来了。为着家门口这次会的种种，静心想来，我真宁愿自己不是这个倒霉的会长。回眸以往，苇城编辑学会什么时候这么灰头土脸过！原来的老会长那叫有模有样，方方面面都不落人后，甚至在编辑学科建设上让苇城还有可圈可点之笔。老会长卸任，说年纪大了，并力荐由我接任，但是我却把学会带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想着，我都觉得没脸再见老领导。
第一天会议后的晚上，老局长闻汉声热诚地做东请了全体与会代表，大家尽欢而散。饭后回到宾馆，我本想再看一下代表们还有什么安排上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想到，学会最高领导却叫住了我，意外地要约我聊聊。
这位前国家出版界的领导，有着一种不怒自威的风范，圈内人以及在他身边工作过的部下，几乎是众口一词，没有不欣赏他的水平、领导能力与人格魅力的。我从来都是耳闻却不得感知，但是仅仅凭着大众的印象，我就尊敬他。坐在他与别的代表没什么区别的房间里，我开始了与这位长辈的第一次直面接触。
那一晚我们直聊到夜里12点。我不知他是以怎样的一种感染力，使我无所顾忌地说了许多话。我心里唯一清楚的是，他从我一天的“异样”中，肯定感知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然，找我聊聊，也可能是出于对东道主的一种礼节，以往曾听人说过，他对工作很讲求质量，但是，对下属或与之关联的部门却又是很平易的。对于这个，我当时无法判断，而关于自己行为的合理解释，凭天性讲，我潜意识中是更容易信任年长而阅历深厚的人吧。我跟他很自然地谈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为，谈到一些经历，也谈出了一些忧虑。直当我意识到时间很晚了，必须打住话头起身告辞，才站起身，离开。我有些不忍影响老会长的休息。
惑 51（4）
这一晚，回过头想想，觉得自己又一次表现了反常，心有些不安。
第二天，会照常进行。会议的间隙，代表们三五成群地聊着一些会议以外的闲话。应该说，大家都算熟人，几次全国会议下来，虽说不上彼此有多深交情，但也绝不陌生。这空当我也和身边的人聊着，忽然，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社长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拉我到一边，问：“听说你准备调北京？”
我愣了，疑惑地看着问话的人。关于这件事，我谁也没有说过，除了北京的郑鸣。因为事情就是因他而来，没别人知道。
看我未答，这位社长说：“是郑鸣告诉我的。我觉得，你该考虑。”
我不觉便笑了：“这个圈子真是小。没成想在这个会上还有一个知道我秘密的人。”我对他说了此事正在考虑，不过还没最后下决心。
听了我的话后，这位社长直言不讳地给出了意见：“你不该犹豫！”
……
掐头去尾占时四天的编辑学年会，在我这个不称职的地方学会会长的操办下，终于以与我不佳表现有着鲜明反差的收获结束了。
今天上午，送走了最后一拨前来参加年会的代表，我终于卸下担子，沉沉地吐了口气。不过，心里怀有着无尽的抱歉，却也无从说起……
惑 52（1）
2003…4…20（周日） SARS风暴
谢天谢地，昨天学会的年会顺利结束！今天“非典”迅猛地来了，形势吃紧。
晚间看着新闻报道，我心里一直在庆幸，亏得是会议恰恰赶在了这样一个时间开了并结束了，否则结果不知如何！我不敢侥幸，还是有点担心，各地代表返程中不会有事吧？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些老先生，我为此忐忑不安，默默祈祷着，但愿大家一切平安！
白天待在家里哪也没去，一则这几天累了，特别是这次会积攒下许多感受，心里翻云覆雨的；二来正逢星期天，也真想有个空闲的间隙。于是，便自己待着。
自己待着，并非无事可做。先前安排张智去北京联系杂志的事，不知进展怎么样，上午给他家拨通了电话。张智的太太说，他一大早就去单位了，说北京回来后有材料要整理，还说稿子也等着处理，嫌家乱。我们闲聊了几句，然后把电话挂了。摸摸挲挲地随便整理了点东西，洗了几件衣服，这样也就过了大半天。
晚饭前的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做，有意空着，让脑子处在自然休息的状态。直到新闻联播，看到“非典”的报导，神经一下子被提吊了起来。于是连续地换台，而各个台的内容都一样，我又转到了凤凰卫视。记得美国“9。11”和几件大的国际事件时，它的报道比内地信息量更大也更直接。新闻独立的个性比较明显，角度也多，这让人似更易辨识情势，也更能体会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看过报道，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后，联想近时各方面传出的消息，感到“非典”的疫情真是非同小可，尤其是倏忽间严峻的形势，让人直觉得后脊背发凉。
回想二三月间，SARS还“局限”在广东、香港一带，十几天前卫生部发布的消息还相当乐观和自信，怎么突然间就山呼海啸，似有世界末日的恐怖了呢？毕竟在军医学校学过流行病学，军队的院校就是这点好，因为服务的对象不同，流行病学的课程通常比一般地方院校要重视得多。凭着那点底子，我感觉到事态不容小觑。其实近段时间来，圈内的人也着实没少说这个话题。曾经，彤非、陈子凯几次电话中都透露过“内部消息”，他们做记者的，信息就是灵通，曾说到近日国际卫生组织在北京就“非典”情况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然后说到了一个叫蒋彦永的老军医通过E…mail向外界公布了事实真相等等。记得说起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刚发烧病好没几天，彤非当时还玩笑说：“真亏你没赶在点上，若非如此，没准就让人把你列入疑似的黑名单了呢。真要那样，我可就没机会探病了。”
现在，把这些串起来想想，我真有点为自己庆幸。照陈子凯的说法，两会之前北京就已有多例病患了。回想这期间我不仅两次去北京，甚至还有坐火车与大众接触的经历，再加上近日来苇城开会的人天南地北，若是我就在此刻发病，难不成还真让彤非说着了，不管是与不是，先隔离了那是没跑的。这样一想，就有点为张智担心，于是又准备拿电话。偏巧，这时张智的电话打了过来。知道他人依然好好的，心里才稳当了点。
不过，撂下电话并不能让我宽心，因为除非过了潜伏期没发病才能说没事。由此又想到眼前这个铺天盖地而来的“焦点”现实。对于一夜之间从中央到地方，都开始前所未有地高度重视起这件事，本是该高兴的，毕竟看到一种以人为本的意志终于体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了，这不能不说是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的体现了。特别不同的是，这次国家最高领导———总书记及国务院总理态度坚决，很有一抓到底的决心，那个“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的强调，让人无论从理智还是情感上都觉出舒畅。但是，振奋之余心里也有隐隐地痛感，什么事情为何不闹到相当的地步就不会有所警示，而什么事情不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说了话，方方面面就不能有一个认真的态度呢？
彤非和陈子凯先后也打来了电话，都说下一步要以“非典”这个重心开始系列跟踪和报导了。电话中又讲到钟南山、蒋彦永等人的一些情况，我觉得，其中似还隐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内幕”，也令人心有不安。
惑 52（2）
我在电话中说：“直面现实，可以说是一种勇气，可非到了国家声誉遇到危机的时刻，才能得到应有的处置，这难道不有点可悲吗？”
陈子凯说：“国家这个机器庞大而复杂，各个部件看似衔接得很好，平日里也显不出任何的不正常，但锈蚀还是在不觉察中慢慢发生了。”
彤非更是愤慨不已，说：“草菅人命在一些官员眼里恐怕算不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