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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警告，要求暂缓改行帝制，但袁世凯未予理会。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第二部部长福田稚太郎少将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每周聚会一次，研究对华政策。同时，派出参谋本部高级特务青木宣纯中将，以“考察时政”的名义前往上海，实际上是日本联络策动中国各派反袁势力的总情报官和总联络官。他于1月26日抵沪后，次日即会见了梁启超，商讨反袁事宜。护国战争爆发前后，蔡锷、梁启超及海外流亡的孙文、岑春煊、黄兴等的活动均有日本人的参与，如蔡锷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务跟随保护；又如协助梁启超南下策动广西独立，也是青木一手作出的安排，用随同梁启超赴广西的黄溯初的话说，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否则会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了94。”
在外交层面上，日本先是拒绝袁世凯的特使周自齐95赴日参加天皇加冕典礼，故意羞辱袁世凯。随后又以内阁名义“严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乘中国内乱之机，确立对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国民援助南军，公开与袁为敌了。
至于流亡海外的原国民党人，除黄兴一派的李烈钧、李根源等先期潜回云南，附庸蔡锷，参与了护国战争而外，困处日本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看到这是倒袁的大好机会，但限于财力，难有作为。中山其时焦灼不已，每日奔走于日本朝野政要之门，奋力告帮，但收效甚微。面对国内党人纷纷来电要求接济饷械的电文，中山曾于云南发难之初致电上海机关，告以“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直到日本内阁作出了支持倒袁的决策，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转机。3月7日，日本阁议倒袁。3月8日，中山就从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那里得到了第一笔二十万元的借款，此后两个月内，久原陆续向中山提供了总计一百四十万元。此外，久原还借给袁的老对头岑春煊一百万元，让他招兵买马拉队伍。还资助北方的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搞满蒙独立等等。好在护国战争的主流出自进步党和立宪派，并非日本之阴谋主使，否则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就难逃负面的评价了。
袁审时度势，知道帝制已不可为，与梁士诒计议之后，于3月20日召集国务卿、各部总长、参政院参政、肃政厅肃政使、平政院院长等集体商讨，决定撤消帝制；次日又与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未到会）讨论帝制取消后的善后问题；22日，袁正式宣布撤消帝制，也就是本章所选的大总统申令。这篇申令据说出自张一？之手96，张为跟随袁多年的亲信幕僚，故在此篇类似于罪己诏的申令中，仍极力为袁开脱。虽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但仍将接受帝位，说成不是出于本心，而是“以筹备为词，藉塞众望，并未实行。”所以，袁世凯晚年的毛病，就犯在“不诚”这两个字上，言不由衷，文过饰非，又怎能取信于人呢？
徐世昌于取消帝制的当日被任命为国务卿，次日，段祺瑞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两人与黎元洪联名致电各省，称“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平息）干戈，共图善后”。而西南方面却并不买账，3月26日，蔡锷等复电提出了要袁退位的问题：“默察全国形势，人民心理，尚未能为项城曲谅。……已失之人心难复，既坠之威信难挽，若项城本着悲天悯人的怀抱，从事洁身引退的计划，国人轸念从前的勋劳，感怀袁公的德义，以馨香崇奉，岂有涯量97！”此后，护国战争的重心转向了袁世凯退位的问题。反对派方面，自然是穷寇猛追，非袁下台不能罢手。各界劝袁退位的电报也是纷至沓来，造成了一种铺天盖地的舆论攻势。由于在军事上不能有所作为，形势再次急转直下，广东、浙江、四川、湖南、陕西等省相继“独立”，辛亥年的局面又一次出现了。居间担任调解任务的冯国璋、陈宦等人，与西南不谋而合，在逼袁退位上其实是一致的。3月30日，陈宦即致电蔡锷，赞成倒袁，从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三人中推举一人为总统。而冯国璋见到袁世凯大势已去，自然也就生出了“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据梁启超派去运动冯国璋的黄溯初说，他们用来打动冯国璋最为有效的诱饵，就是当总统这件事：“最足以打动冯者，不外乎总统终有一日可及，彼（指袁世凯）若为帝制，则彼（指冯国璋）终为人下而已。……总之，冯之所以肯为任公（即梁启超）代为致电蔡锷者，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自身的总统梦98。”冯想当总统还可以从他反对黎元洪按约法继任总统职务的主张中看出来，为此，他后来甚至又赞成暂时保留袁的总统地位了。冯既然有了这样的居心，又担心袁一旦缓过手来会报复他的不忠，故也于4月16日，致电袁世凯劝他退位。冯国璋在北洋集团中带了这个头后，陈宦、汤芗铭、靳云鹏等亦公开通电请袁退位。西南方面又于5月8日在肇庆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陆荣廷、梁启超、龙济光、蔡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琨为抚军，遥奉黎元洪为大总统，继续迫袁退位。此时的袁世凯所面对的是烽烟四起，众叛亲离的局面，甚至跟了他几十年的小厮唐天喜99也背叛了他。名誉扫地，众叛亲离，欲退不甘，欲战不能，他的方寸乱了，他的身体也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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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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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袁世凯在民国初年，健康状况即已不佳，由后院至前院，楼下至楼上，均需以肩舆代步100。春节过后不久，袁已恹恹成疾。他扶病坚持了几个月后，5月17日，袁出现了腰痛和枕骨痛的症状，饮食锐减，晚间睡不着觉；延至24日，他已不能办公。6月3日病笃，6月5日又一度出现了休克昏迷的状态，6月6日，袁病逝，享年五十八岁。
沉疴中的袁世凯，不仅心力支绌，智竭计穷，身体状况也难于维持了，他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5月22日，在接到四川督军陈宦要其退位并宣告与他断绝关系的电报后，袁亲笔起草了同意退位的电文：
昨见到松坡致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的电文，劝我退位。公谊私情，感佩交集，但尚未了解我的用心。我厌弃问世（从政），几乎一天都不愿意干了。一再商议重要诸公（指黎、徐、段等人），担任善后。全都认为这件事体重大，难于轻易放弃；内忧外患，相逼而来，马上就有亡国的祸患。我年近六十，有难万状，还能有什么贪图的念头，就是再愚蠢也不至于如此。我的心志已决，退位不成问题。所当研究的，惟在于善后。政府诸公，讨论多日，仍然没有结果。如果不考虑善后，撒开手就走，危亡立见，实在不能忍心至此，而且也没办法自拔。眼下所差的是速筹善后之策，但非有二三分的担待，不至于立见危亡、分裂，退位一议，立刻可以解决。务望切商于政府，速定办法，力担责任，期盼能够早些定局。希望即刻详筹，共同妥善商量如何？务祈严守秘密，电未尽言。101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袁在此电文中表现出来的万念俱灰的心情应该是真实的。他之所以不马上退位，是担心善后未决，撒手不管，会给国家造成危亡、分裂的局面。知错能改，见帝制不可行，遂断然取消，可谓识时务；不诿过于他人，拿部下当替罪羊，可谓有担当；最后同意退位，不以国事作为个人进退的孤注，反映了他还有起码的责任感。
行百里而半九十，袁世凯这一生，就是这最后几步没走好，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袁世凯是最典型的例子。英雄末路，晚节不终，身后被人口诛笔伐了近一个世纪，或许会像他那位老前辈——曹操一样，继续被骂上几千年，没办法，谁让他一念之差，做了“真小人”呢！本书无意为袁世凯翻案，而且“洪宪”帝制是铁的事实，也无案可翻。但就完整客观地认识一个历史人物，笔者是服膺太史公“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识的，是主张“不隐恶，不溢美”，以同情的态度看待、评价袁世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的。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变的时代，或借用唐德刚先生的话，称其为“社会转型的时代”，所以袁既是时代的产物，自然会带有其所由产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对袁这个历史人物，以笔者的归纳，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