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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你周围的政坛诸公，看看有多少是真正能够过得好老婆、子女这一关的。一个人官做得小的时候，往往能够作到谦虚谨慎，但随着官越做越大，其自我也难免于随之膨胀；如果一旦做到了领袖这个位置，程度不够的人往往就没有了自知之明，真个觉得自己英明伟大得不行，对于不同的、甚至逆耳的意见就难得听的进去了。手下的政客们，自然也不脱政治人的本性，个中的况味，当然了然于胸，对领导人的心理变化早也揣摩得明白透彻。话捡好听顺耳的说，高帽子不妨时时递上几顶，领导高兴，自己也由之发达，何乐而不为呢？报喜不报忧、舆论一律等等，就是这么来的。像称帝这种大事，积极参与拥立，那在新朝可就都是“从龙”之臣，前途未可限量着呢。一个精明的领袖人物，存了当皇帝的私欲，就暴露出了自己的弱点，给了“小人”可钻的空子，久而久之，其心智会为这种谄媚逢迎的环境蒙蔽、窒息，不可避免地陷入“当局者迷”的状态。阎锡山当时是山西督军，作为冷眼旁观者，后来曾指出：
促成袁世凯称帝的有五种人：一为袁氏长子袁克定，意在获立太子，膺承大统；一为清朝的旧（官）僚，意在尔公尔侯，谋求子孙荣爵；一为满清的亲臣，意在促袁失败，以作复清之地步；一为副总统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于不义，冀（希望）黎得以继任总统；一为日、英、俄三国，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可以说怂恿帝制的人，很少是主张关系，大多数是为富贵利禄所趋，或者是另有别图。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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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四（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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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当时既无广播，又无电视，外界信息或来自政府报告公文，或来自报刊，袁氏十分关注国内外舆论对帝制运动的反应，小袁为了当太子，也知道父亲能否下称帝的决心，舆论的影响很关键，于是伙同亲信伪造了袁世凯最看重的《顺天时报》，悄悄替换下了真的《时报》，若不是让他妹妹揭破，老袁恐怕到死还被蒙在鼓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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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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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90
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手下的官员，可想而知，更难得向他讲真话，所以袁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想要听到的话，在这种错误信息基础上所做的决策，偏离了实际情况，当然会导致失败。
当然，袁世凯的部下故交之中也不都是谄媚之徒，也有直言相谏的朋友。譬如当年与他一起在直隶办新政的严修，可说是袁世凯的患难之交。前清末造袁世凯失势，罢官回乡之时，满朝文武没有几个人敢于出头说话的，独严修上折为袁鸣不平，且亲自到车站为袁送行，自己后来亦因此丢官。袁世凯复出后，一直想以高位酬报这位患难朋友，但严修绝意仕进，拒绝了一切高官厚禄，以在野之身从事教育，今天的南开大学就是严所创办的。但严修答应袁世凯看顾指导他儿子的教育，所以，克定、克文等于严修都有师生之谊。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严看出袁世凯有称帝之意，出于私谊公义，他致信张一？，要张向袁转达自己对帝制问题的看法：
顾念国本关系之重与我总统缔造之难，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愈速。为大总统计，不改国体而亡，犹不失为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清之列祖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且国家亡与不亡，要看政治是进步还是退步，宪法是否良好，人才的消长。今天议论（更改国体）的人，以无耻引导人，金钱诱导于前，斧钺威逼于后，誓词等于玩笑，明令全都是骗人的话语。这样做而想要有良好的宪法产生，清白的人才出现，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以我大总统的明哲，绝不能不考虑这些。特以受总统恩遇之隆，无以伦比，爱之诚不觉忧之切，故敢于恳求有机会时代我陈述这番道理。91
严修这番话说得够重了，但仍觉得不能释怀，故于次日进京，向袁面陈意见：“若这么办事（指帝制），则信誉成为妄语，节义成为虚言；公（指袁世凯）虽想要如此，而各派人士，恐怕要相率解体的92。”事实证明，日后出现的正是严修所预见到的那种局面，可叹的是，袁执迷不悟，把严修的话当作了书生之见。其实，严修是“旁观者清”，而袁世凯才是“当局者迷”呢。
严修、张一？（据说还有王士珍）的劝谏是袁世凯所听到的北洋内部惟一公开的反对意见，帝制失败后，袁世凯才认识到“忠言逆耳”的意义，但为时已晚。张一？回忆说：
项城在取消帝制时期，与我最亲。有一天召见我三次谈话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谈。有一次项城说：“我今天才知道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禄的人，才真正是国家需要的人哪。仲仁（即张一，仲仁为其字）在我的幕府数十年，未曾有一字要求官阶俸给；严范孙（即严修，范孙为其字）与我相交数十年，也未曾说到过官阶升迁。（你）二人全都苦口阻止帝制，有国士在面前而不能听从其劝谏，我甚为之羞愧。如今事已至此，那些推戴我的人，真有救国的怀抱吗？前日推戴，今日反对（帝制）的人，比比皆是。梁燕荪（即梁士诒，燕荪为其字）原来不赞成，今天乃劝我决不可取消（帝制），说是取消了那些日日盼望封爵封官的人就会解体，最后依靠谁呢？还说得上不是首鼠两端。那些（原来）极力推戴，今日又劝我取消的人，更是卑下而不足道了。总之，我办事情的时候多，读书的时候少，咎由自取，不必抱怨他人，只能与仲仁谈谈了。误我事小，误国事大，当国者不能不畏惧呀！”观此，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项城能说出这番话来，毕竟是英雄本色啊。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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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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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需要补上一笔的是日本在帝制运动期间的态度和和活动。原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以前，中国任何重要的内部纷争，日本都非要在里面搅和一番，这已经成了常规，讲这一段的历史，你想甩都甩不掉它呢。
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时，日本内阁指示驻华使领馆静观发展，不予表态；而在内里，大隈首相则密告中国公使陆宗舆给袁世凯带话：如果袁诚意联日，日本会努力予以援助。由于没能得到袁的回应，日本内阁遂于10月内阁会议中议决干涉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袁世凯接受皇帝推戴书后的第三天，日本联络英、俄、法、意五国公使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暂缓改行帝制，但袁世凯未予理会。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参谋本部次长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