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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痕迹。对袁这个历史人物，以笔者的归纳，可以用三句话概括其一生：青年为爱国之英雄，中年为治世之能臣，晚年为误国之奸雄。这样一个人物是不能简单地盖棺论定的，或者说是盖棺也难以论定的。
袁静雪原名袁叔祯，是袁家三小姐，也是袁生前最宠爱的女儿之一。解放后她曾撰有《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发表在《文史资料选辑》上，其中披露了袁生前的许多生活细节，使后人能够从“人”的角度和层面观察袁世凯，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根据袁三小姐的回忆，辅之以其他史料，我们得以大致复原出袁为人行事的真实面貌，并由此摸索出袁世凯何以自我毁灭的真实轨迹。
首先，袁世凯出身于一个几世同堂、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中，这种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我们从现今尚存于福建、赣南的客家人的“围屋”中，还能感知其遗意。这类大家庭在晚清还有很多，袁家不过其中之一。他们世代耕读而生，通常都沿袭礼教传统，思想上一般都是比较保守的。在这种家庭中，“忠”、“孝”的道德伦理是最被看中的；“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在传统社会中，是下至个人的修身齐家，上至出仕做官、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伦理政治基础。我们看袁世凯在辛亥年拒绝出头迫清廷退位而大费周折的种种做法，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罪名，就这样，他的姊妹和兄弟中还有人登报与他脱离关系，指责他“不忠”呢。由此，我们可以了解，袁在民国当政期间的重大举措中，如当总统、称帝等，为何总是遮遮掩掩，矫揉造作地搞一番政治把戏。因为“忠”的理念在数千年文化的延续和积淀中，已经内化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之中，成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了。袁违背总统誓言，是对民国的不忠，不忠就是不正，难于获得民众对其政治合法性的认同，所以要通过“公决”、“民意”、“推戴”的方式来加以涂饰，而西南也是以此为借口发难的。政坛多伪君子、多政治把戏的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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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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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孝”，更是涉及千家万户的道德戒律了。袁世凯在这个方面，堪称模范，其婿薛观澜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袁出嗣他房，事嗣母甚孝；其姊未嫁而女婿得病死，姊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尊敬而畏惮之，就是当了总统之后，每日向姊请安时都不敢坐下102”。其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袁世凯只要条件允许，晨昏定省，亲侍汤药，直至养老送终，他是做到了的。由此，他也深通了老太太们的心理，是个能讨而且善讨老太太欢心的人，慈禧太后对他崇眷不衰，袁还真就是得力于这套本事呢。
出于这种传统家庭的人，大都崇奉“多子多福”，袁世凯自然不能例外，追求的也是妻妾成群，子孙满堂，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袁这一生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个，按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腐朽没落生活方式的典型表现，在那个时代却是举世称羡的理想家庭模式呢。旧中国纳妾是既合理又不违法的事，男人只要有能力负担，尽不妨多娶几房，况且袁世凯认为姨太太娶得越多越能显出男人的本事来呢。袁的二儿子袁克文先后娶过五个姨太太，他的原配跑到家长那里哭诉，袁的态度是：“有做为的人才三妻四妾，女人吃醋是不对的103。”在品味上，袁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嗜好，喜欢女人缠足，他的十房妻妾，除朝鲜国王送给他的三个姬妾外，余者均为小脚女人。
对于子女，袁之所作所为也秉承了大家族的传统方式。由于儿女众多，他设立了家塾，并亲手编写了家塾训言，对子女的要求相当严格。到了北京，他又将家塾改为学馆，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负责，女馆也聘有多名才女担任教师，一些年轻的姨太太也随馆念书。袁对子女，要求很严，他是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古训的，甚至已经结婚成家后的儿子，也不能免于他的责打。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他则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往往一两句话就决定了儿女们的终身大事104。”在联姻上，世凯又讲究门当户对，亲家多是晚清民初的高官大僚，如吴大？（湖南巡抚）、张人骏（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端方（两江总督）、张百熙（邮传部大臣）、荫昌（陆军大臣）、黎元洪（民国副总统）、孙宝琦（外交总长）等等，起着政治联姻的作用。
袁世凯五短身材，但多年军旅生涯，使其起坐立行，颇有“龙行虎步，瞻视不凡”的军人气概。“由于他好武，所以无论是站着或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就是坐在沙发上和人谈话的时候，也直着腰。当然，靠着沙发背坐着的时候是有的，但也是直着腰在靠着，从来没有看到他斜歪在那里的时候。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由鼻子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座。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由于他的腿比较短，所以在坐的时候，总是两腿垂直，仿佛‘蹲裆骑马’的姿势，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105。”
其接人待物，面容庄重，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愿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106。”袁视人双目炯炯，不怒而威，且记忆力奇好，“某人一为所见，某事一为所闻，类能终身不忘。故各省官吏入见时，一谈及所在省区人物或政事，袁谙熟之程度，往往过于所在地官吏。故人多惮之107。”据说阎锡山曾蒙袁世凯召见过两次，但却说不清楚袁的长相，原因是他既敬畏又紧张，俯首听训，始终未敢直视袁的面孔。
袁的饮食起居，也很刻板。他每日早6时起床，6时半吃早餐，总是一大碗鸡丝汤面；7时下楼办公会客，11时半吃午饭，饭菜花样经久不变，最爱吃的是清蒸鸭子。午饭后，上楼午睡1小时，下午2时至5时，继续办公会客，然后携家人在中南海各处散步，晚7时晚餐，9时归寝，十分有规律。饮食起居如此，其装束、嗜好、习惯也是一成不变。前清时，除上朝穿朝服袍褂外，退值回家后，必换短装制服；“制服的样式都是短立领，四个暗兜”，夏天为黑羽纱制服，戴巴拿马草帽；冬天为黑呢制服，戴黑绒平顶的貂皮帽。其居处装有热水浴盆、抽水马桶等西洋卫生设施，但他几乎不使用。他一年只洗一次澡，平时都是让姨太太为其擦身，而大便则只用让人定制的木马桶。袁平时不喝酒，只在年节全家聚餐期间略喝些绍兴酒，除雪茄烟外，水、旱、香烟一概不动，对抽大烟尤其深恶痛绝。
西苑总统府内有中、西医生各二人。但袁一向笃信中医，从不请西医为他看病，府中的大夫，只能为其家人和府中工作人员看病。西药，他只吃些助消化的苏打片，却爱吃参茸一类的补药，“常常一把一把地将人参、鹿茸（片）放在嘴里嚼着吃108。”袁氏起病的经过，据他女儿说，是在1916年的元宵节，在阖家吃团圆饭时，几个小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分与他当面争讲起来，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心情郁闷，面对着呶呶不休的姨太太们，他“把筷子一撂，长叹一口气，说：‘你们别闹啦！你们都要回彰德，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说完，就走回办公室去了109。”这是预感还是谶言？总之，“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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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高帽”的学问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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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病，并非必死之症111，其病势加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情志不舒，肝气郁结，而内外交困，众叛亲离的局面使他穷于应付，自然不利于他的病体，加上在治疗上他又固执己见，延误了时机，以至于不治。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的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渐渐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侯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他的神智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即袁克定）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去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