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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羹，这就得看香港商人的智慧了。可以想像，一块巨大的蛋糕摆在面前，港人还有不动心的？
（2001年9月）
香港在内地黄金周长假能做什么
为了扩大内需，减缓通货紧缩，2000年中央政府推出了“五一”长假，由于效果不错，随后这一临时的举措逐渐成了一种既定的制度安排。对于这样一种制度安排的孰优孰劣，虽然人们众说纷纭，如政府及媒体就宣导是那样正确，但吾人则不敢苟同，一则是这种集中休假与消费是否真正地会扩大内需、带动经济还得打个大问号；二则这种假期集中最有利的当然是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了，而他们一休息，整个社会的许多工作也就完全要停止。在此期间，谁要办事，也只能是干等着急了。不过，言归正传，我们所关注的是，既然内地已经把黄金周假期作为一种既有的制度安排，那么香港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够做什么呢？或者问，从内地的黄金周假期中，香港可以寻找到什么商机？
从黄金周假期已度过的两天情况来看，2001年的“五一”假期各种活动尽管没有2000年那样火暴，但假期活动的热度并没有降温多少，民众出游度假潮仍然是汹涌澎湃。5月1日，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迎来了5年来第一个高峰潮，全天进出空港的旅客达8万多。在北京国际艺术博览会，一天的门票在半小时之内就销售一空。在八达岭，有近4万人登上长城。在广州，尽管当天暴雨连天，也没有扫去广州人外出旅游之兴，当天就有10万多人赴外地旅游。至于各旅游景点鲜花似锦、游人如织，各旅游城市机票、车票爆满也就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当然2001年的“五一”黄金周假期活动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各地举行的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而把节日的黄金假期活动的热闹气氛不断地推向高潮。在北京，各种演艺公司和文艺团体，纷纷推出自己的精彩节目。京剧、话剧、音乐会、演唱会等上百场各具特色的演出，既陪伴着民众度过轻松愉快的假期，也为这些公司的发展寻找一片商机。据了解，“五一”黄金周长假期间，北京将有49个艺术表演团体的106台节目陆续在首都舞台亮相。如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的《新北京、新奥运》大型申奥演唱会，在著名的长安大戏院上演的京剧《洛神赋》和《红灯记》等，中央实验话剧院推出的现代话剧《狂飙》等，还有由张艺谋执导的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俄罗斯国家克里姆林宫大剧院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及“北京盛世音乐文化周系列音乐会”推出的33场音乐会门票已出售一空。
由此可以看到，首先，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不仅中国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内地民众生活水平确实得到跳跃式的提高，对于3亿多的城市人口来说，温饱问题早已成了历史。民众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也需要陶冶自己的生活情操、享受人生。因此，如何来满足民众各种各样的需求，如何创造出民众喜闻乐见的种种需求则是商家们要费一番心思的问题。可以说，中国这几亿城市人口具有巨大的潜在消费力，如果能让这种潜在消费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力，一定会给企业带来无限的商机。
其次，2001年“五一”黄金周假期活动是由两方面力量把其推向高潮的。一是各企业公司。面对着巨大的商机，尽管各企业比2000年有些理性，但为了自己多分一杯羹，各商家都在施展十八般武艺，如何把民众口袋里的钱掏出来。因此，商家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例如，地产商利用假期看房，百货商场竞价销售等。二是政府各相关部门组织推动。政府的推动重点放在文化娱乐方面。这些活动从外象看是增加“五一”节日气氛，丰富民众娱乐生活。但实际上是政府各相关部门利用自己掌握的垄断工具和手段如何在这无限的商机中分得一杯羹。因为，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各部门的利益如何，完全在于你如何经营了。不过，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推动过程中，不仅丰富了民众假期的娱乐生活，更重要的是创造了民众的需求。比如读书会、高科技展览、种种现代的娱乐活动完全是借助于这次假期创造出的民众消费的结果。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内地黄金周假期，香港能够做的不仅在于如何组织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观光，而且应该有比这更为丰富的内容了。当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内地民众来香港旅游观光仍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项目。试想，莫说是加上中国内地的农民，就是光城市3亿多人口都来香港观光一次至少要轮7～8年。据笔者所知，在绝大多数没有跨出国门的内地民众中，香港一直是内地民众旅游最为向往的地方之一。很简单，不仅语言上便利，城市现代化耀眼，而且就是来香港购物，一些物品两地之间的差价就足以补偿其旅游费用（如黄金饰品，在内地平均价每克为100元，香港则只要73元）。这些都对内地民众有相当的吸引力。
香港娱乐业的优势更是应该刮目相看，2001年上半年在香港举行的二胡演奏会就表明了在香港举办种种娱乐活动的潜力与吸引力。还有正在举行全国逾千青年聚香江祝“五四”活动也应该是香港的一个创举。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两地青年之间的交流，同样是带动香港消费不可多得的机会。因此，香港如何为内地民众在黄金周假期创造种种需求是完全可行了。如娱乐业、展览业、读书会、教育周等等方面，香港都有许多特有的资源。问题是港人如何来开发这些资源，政府应该采取哪些相应的政策来帮助港人开发这些资源。香港的商人在这些方面是否能动一点脑筋呢？或许一座金山隐于其中呢？
（2001年5月）
第五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金融第77节 香港联系汇率路在何方
阿根廷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也已经弃守，香港成了货币局制度的最后一个堡垒。那么香港的货币局制度能够守得住吗？这几天，香港方面的头头脑脑都在发表自己的意见，多数人认为此货币局制度非彼货币局制度，而且香港的经济条件与阿根廷殊异，人们对香港联系汇率能够维持下来应该具有信心，因此，阿根廷货币与美元脱钩，对香港的影响可能只限于心理上，而且这种心理影响早已为市场消化了。当然，这种大而化之的说法，民众可能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本文则想从理论与经验两个方面来说明汇率制度的所以然，由此来看看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向何处去？
一般来说，汇率是国家多元化货币间的互相兑换的价格，汇率制度则是这种价格得以实现的制度安排。至于哪国采取哪一种汇率制度当然是根据该国的约束条件而定，并非个人想当然而成。特别是从国际金融学的观点来看，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如何选择汇率制度都得面对“三元悖论”（trilemma）。即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冲突。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3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比如，中国的汇率制度保证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但失去了资本流动性；而香港的汇率制度选择了资本流动性和固定汇率制，却未能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
而汇率制度新理论的“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制度消失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汇率制度的简单性原则。该理论主张，惟一可持续的汇率制度是自由浮动制或具有非常强硬承诺机制的固定汇率制（如货币局制度），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如可调节的钉住汇率制、管理浮动制等）则正在消失或应当消失。因此，未来我们将会看到的汇率制度不是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就是完全的固定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的弹性制度下，银行与企业都可能低估货币下跌或崩溃的风险，因而会过分持有未对冲的外币债务。结果当贬值发生时，其本币收入不足以偿还这些债务，导致企业或银行破产，并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所以，在资本高度流动的情况下，只有两种可选择的汇率制度，即固定汇率制度与完全自由的浮动汇率制度。
也有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中间汇率制度消失的理由。该理论主张当政府宣布实行某种汇率制度时，要使这种汇率制度具有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