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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帘的背后-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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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人。如果她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心甘情愿地和这些阴谋者合作(就像简·格雷一样),而不是敌视他们,肃顺将会欣然接受她和她的儿子作为自己阴谋的一部分,而她,也将会成为恭亲王反政变的一个靶子,结局也将和简·格雷一样:人头落地。幸好,她没有这样,她把自己置于两个敌对阵营的中间,她选择了一条危险但正确的途径:坚持儿子的继承权,并且迫使他们承认自己作为太后的地位。为了自己的荣誉,她在恭亲王接触自己之前就大胆挑战肃顺的权威,表现得就好像是对一场巨大的阴谋了如指掌。她在热河的主动出击,为自己提供了在中国树立声望的坚实基础,有了这一基础,未来10年,人们会将她视为一个具有强大性格力量的女人,那些汉人士大夫也会对她抱以相当的尊重。当然,她也终于赢得了那些儒家夫子极不情愿的尊重。任何时代,要让这些家伙去尊重一个女人,可并不是什么容易事。    
    丽妃的结局依然是个谜。她陪侍着皇上走向他生命的尽头,这之后,她或许得到了那个持续神话的真实感召:皇帝的一位妃子必帮助他走向大限。难道她真的能说服咸丰逃出北京,藏到热河,直到洋鬼子滚蛋,然后将自己淹没在纵酒狂欢之中?如果真的有哪个人带领咸丰走入歧途,那这个人必定是他的首席顾问肃顺,他或许得到了(也或许没有得到)丽妃的帮助。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总之,荣安公主的母亲消失不见了。    
    在一篇发给华盛顿的急件中,回顾热河和北京所发生的事件戏剧性的转变,首任常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这样向国务卿通报:“北京发生了一场宫廷革命,过去的顾命大臣被推翻了,他们所有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流放,要么被革职。皇太后(慈安)已经宣布恭亲王为摄政……也就是她的首席大臣。”    
    这位美国公使竟然不知道:宫里有两个皇太后。在发自中国的报告里,像这样的错误已经成了规律,而不是例外。同是皇妃的懿贵妃,也曾经和丽妃搞混了。如今,她被称为慈禧,为什么没跟慈安搞混呢?蒲安臣的错误,后来还发生过许多次,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她统治中国几近半个世纪之后,于1908年去世的时候,即使是向来细心的《纽约时报》也没能弄对,在它通篇的讣告上,提到慈禧的时候全都错为“慈安”。在这篇讣告出丑8年多之后,哈佛东亚研究所继续出版了这样一些书籍,书中只有一位太后——慈禧,仿佛慈安从未存在过。    
    【译注】    
    1参见《钦差大臣奕䜣等奏通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转引自《中国近代史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册3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    
    2咸丰十一年二月二十二日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一册(咸丰十一年)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3这个时间是错误的,恭亲王离京的时间是咸丰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1861年8月31日),到达热河的时间才是1861年9月5日(八月初一)。    
    4参见《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总第36号。    
    5恭亲王离开热河的时间是八月初七(9月11日),回到北京的时间是八月十二日(9月16日)。    
    6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一日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一册(咸丰十一年)30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7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六日上谕,《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第十一册(咸丰十一年)38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8简·格雷(Jane Grey 1537…1554),英王亨利七世的重孙女儿,极富才华,曾经做了9天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女王,后被玛丽一世处死,时年17岁。


第二部分 纱帘的背后第24节 纱帘的背后(1)

    恭亲王的政变以5岁的皇帝在太和殿的登极大典而告结束。一个新的朝代宣告开始,年号同治,意思是“君臣同治”——意味着一个新的联合政府时期的开始,这个孩子从此被称作同治皇帝。这一精心设计的政治樊篱,部分地是为了避免两个难题:一个真正的摄政王,以及由女人直接统治。    
    这一联盟刻意强调了两宫太后代替儿皇帝所扮演角色的临时性。在一个男性控制的儒家社会,这一问题脆弱的敏感性被弄得很复杂。由他们选择“同治”这个年号也可以看出联盟各方的用心良苦,他们试图追溯古代的先例,为的是让那些被女性统治者的前景而给弄得惊慌失措的支持者们稍稍安心。虽然中国并没有萨利克法典1,但却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令:女人绝对不能成为君主。哪怕是动一动这样的念头,也被认为是危险的。宋朝(公元960…1279)的时候,有一个皇帝死了,皇后摄政,士大夫官僚坚持:她发布的所有诏书都必须带上一个“同”字,表示“一起、共同”的意思,为的是强调:担当统治者的依然是皇帝(不管他的年龄或状况如何),而不是他的母亲。    
    在满清统治时期,摄政王的名头并不讨人喜欢,几乎是“篡位者”的一种委婉说法。有清一代,仅仅只有一位正式的摄政王——多尔衮,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他行使绝对权力达6年之久。他死的时候很突然(可能是谋杀),他的敌人们的诋毁是如此彻底,以至于他本人的形象和摄政王的形象就再也没有恢复过。所以,在1861年,没人希望出现一个真正的摄政王,如果它意味着另一个多尔衮的话。    
    由一个女人直接统治甚至更令人恐惧。在此之前,中国也出现过女性摄政时期,不过时间都非常短,通常是在下列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废黜一位皇帝,册立一位皇子,或者,宣告让位给敌人。在这些情况下,皇帝的母亲或者寡居的太后被请求临时作为摄政者执掌大权,纯粹是一种权宜之计。最著名的例子是公元前170年的吕后2。她开创了太后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谕旨的先例,并且,她亲手将两位皇帝扶上了皇位,据说,其中有一个是因为反对她而被她毒死的。公元前74年,权势将军霍光3将太后扶上了临时摄政者的位置,为的是废黜昌邑王。一千二百年后的1127年,宋朝的两位皇帝被金国掳去;那位代替他们统治国家的傀儡,自己并不奢望皇位,便抬出了一位皇妃摄政,宣告她的一位皇子为皇帝,从而创立了南宋王朝。因此,传统上,女性统治者的出现都只不过是临时的,是在需要她们充当一个装饰品的时候,在需要她们为一个幕后操纵的权势男人充当傀儡工具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掌权的部族或集团需要一副薄纱帘以掩饰其政治行动的时候。恭亲王和两宫皇太后的联合正是这样一个实例。    
    除了一位摄政者,还有一些事情也是必需的。许多满汉权势家族、总督、巡抚和将军的支持,给了恭亲王推翻八大臣所需要的关键优势。为了使他的政治联合看上去合法,需要两宫皇太后出来装装门面,但又不能将绝对权利授予给她们。权力,必须让参与联合的所有成员分享。    
    为了赢得支持,恭亲王和他的同盟者发动了一场宣传战,他们提到无助的“孤儿寡母”,提到皇帝的“幼龄”,提到“时局艰危”。所有这些努力,无非是要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在皇帝成年之前,中国政府既不能由一个单个的男人(特别提到了肃顺、多尔衮,以及过去的其他篡位者)来领导,也不能有一个单个的女人来领导。    
    恭亲王的诋毁者们(其中有他猜疑妒嫉的兄长惇亲王),则念念不忘那些自古以来的担忧:女人干政的危险。惇亲王一直是个捣乱拆台的家伙。他梦想着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一个大佬的角色,而且已经被失望给弄得脾气乖戾。恭亲王则想方设法牵制他,而惇亲王也从未在行政部门把持过一个显著位置。然而,惇亲王却代表着一股潜藏的势力,领导着极端保守派,并且和一些汉人和鞑靼将领结成了私人联盟,不可小觑。多年以来,慈禧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站在恭亲王的一边,因为那时候她觉得在关键时刻他的立场总是正确的,虽然可能并不受温和派的欢迎。她偶尔的支持,则使惇亲王和他的对头们一样深感惊讶。帮助维持宗室亲王竞争的平衡,成了他们之间的一种契约。后来,惇亲王的儿子们将利用这一契约,一步一步挤进了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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