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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东南，但近年来由于郑军成为闽、浙、江南三省之重患，朝廷屡次用兵，以至各地饱受战火蹂躏，民生凋敝。要想从根本上扫平郑成功，朝廷须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造船，不习水战的八旗子弟还须冒风波之险前去征战。因此，季振宜建议：闽、浙、江南等地应首先注重防御，而后才行征剿之策。防御之法应以断绝郑军物资来源为主，福建的漳州、泉州、兴化、福州，浙江的温州、台州、宁波、杭州、嘉兴，江南的崇明、江阴、通州、镇江等处，应由督抚镇、都统、章京等官员驻防，各率精兵，严密防守，可使三省之兵声讯相通，互相支援，如此一来，郑军无处可补给，只能坐以待毙。
顺治对此建议十分重视，传旨“此奏内事情关系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同详察议奏。”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清廷下达《迁海令》，以保证《禁海令》的施行。《迁海令》亦称《迁界令》，是《禁海令》的扩大和补充，是更为严厉的政令，具体内容是：将福建、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六省沿海及各岛屿的居民内迁三十至五十里，居民官兵全部迁移到界线以内，在沿海一带形成一个无人区；沿海滨向内若干里界线由各地官兵划出，并严令军民人等不得私出境外，违者处斩。顺治十八年（1661年），《迁界令》开始实行，清政府勒令东南沿海五省滨海三十里的边民迁离故土，并沿内迁三十里处开挖两丈余深、两丈余宽的壕沟，临沟筑起四尺余厚、八尺余高的城墙，每五里设一个炮台、二个烟墩、三十里屯兵。秦汉时期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修筑在草原与田园之间的“长城”，如今修筑到了内陆与海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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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帆启航郑氏收复台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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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界要求三日为期，全部迁移，执行甚为严厉。由于郑成功军队的主要据点在福建，对清政府威胁最大，因而迁界令在福建以及与福建相邻的广东、浙江三省执行得最为严格。《台湾外纪》中载，朝廷的命令从传达之日起，以三日为限，必须全部拆迁，居住偏远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将行迁界，居住得近的人闻听消息也并不相信，然而刚过了两天，官兵即如狼似虎地前来驱赶，不少百姓来不及收拾任何财产，就被强行驱赶离家，那些督迁的官兵还乘机肆行掠夺。据清初“海外散人”所撰《榕城纪闻》记载，朝廷命令一下，大火烧了两个月，惨不可言。兴州、泉州和漳州三府尤其严重，所迁之民，全都失去生计，颠沛流离，号泣之声凄厉，背夫弃子、失父离妻的人间悲剧随处可见。福建总督范承漠承认，福建地区的绝大多数百姓维持生活的主要方法不是耕种土地，就是下海打鱼，自迁界以来，民田被废弃两万余顷，沿海之房屋化为废墟，出海捕鱼的工具悉数焚毁。老弱妇幼，因冻饿而死，曝尸于荒野者数不胜数，以至于老幼者填于沟壑，荒野中白骨累累。四处逃荒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其状惨然。
清廷的第二次迁界于康熙三年（1664年）三月实施。两次迁界，给沿海诸省居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
清政府实施海禁和迁界举措的根本目的，是希望利用这样一个隔离，对郑成功进行经济封锁，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陆货物的出海渠道，使郑氏集团既不能获取大陆的商品和军用物资，又无法向沿海居民征收粮饷，坐困郑氏集团，令其不战而降。清政府实施的封锁措施确实收到了较为显著的效果。由于海上运输能力的限制，粮饷供应不能满足郑军需求，造成大批郑军降清或逃亡，同时也使郑军不得不加重台湾本土的赋税征敛，对台湾的经济也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客观上为清廷最后统一台湾创造了条件。但单纯的陆上封锁策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保证完全切断郑军的一切对外经济联系，更何况时间一长，其陆上封锁也会渐渐懈怠。连清政府官员也承认，驻守的官兵有时为了避免麻烦，对过境与郑军进行贸易交往的百姓，常常听之任之，不加干涉。
二十余年的海禁迁界失大于得，弊大于利，这是由于在封锁策略和封锁措施两方面的失误造成的。在封锁策略上，清政府实行单纯的陆上封锁，没能以海上封锁相配合，因而作用有限。从封锁措施来看，清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禁海迁界，不考虑这些措施会给沿海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阶级本性决定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减少民众生命财产损失，其后果是清政府财政收入锐减，民心渐失。
有趣的是，清朝统治者对于自己的文治武功历来是不厌其繁地张扬备至，惟独对于禁海迁界这个涉及东南各省、持续时间长达二十年的重大政策却很少记叙，连《清世祖实录》中也只是寥寥数语，一笔带过。这多少也可以看作是清廷的自省吧。
顺治十八年（1661年）九月，清廷派出钦差大臣前往沿海各省监督《迁界令》的执行情况，出巡福建的钦差大臣是兵部尚书苏纳海。苏纳海，满洲正白旗人，曾任多尔衮的侍卫，参与过将《三国志》译成满文，深知用兵与用人之道。该大臣至闽后，福建即迁沿海居民入内地，离海三十里内的村社田宅尽皆废弃。据《襄壮公传》记载，苏纳海不仅监督实行《迁界令》，还巡视了驻闽的各清军部队，观看了施琅整练兵马的情况。同月的三十日，苏纳海回到京师，即上奏清廷，举荐施琅为总兵。十月二十五日，清廷即擢用施琅署都督佥事、同安总兵官。《八旗通志》中也有类似记载：“兵部侍郎苏纳海至福建清海疆，奇琅，荐之朝。加都佥事，补同安总兵官。”苏纳海的举荐能迅速地得到清廷的准予，不仅是因为施琅有才干，也与当时清廷更加重视对郑军的招抚密切相关。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发布了《招抚郑成功部下建功来归诏》，诏书写道：郑成功部下之“伪官将士人等，只因陷溺既深，虐焰久锢，自揣罪重，即归正抒诚，恐难邀宽典，踌躇观望，情所必然。朕洞鉴隐衷，深为悃恻。兹特开一面，赦其既往之辜，予以功名之径。”并颁下奖赏标准：“凡伪官将士人等，有能将郑成功生擒来献或斩首来降，必定破格论功，锡封公侯；如不能擒斩郑成功，或擒其妻子，或各率所属伪官兵丁投诚，亦从优叙录，不吝高爵重赏。”
这道诏书反映了清政府推行招抚策略的决心，也显示出进剿不成，清政府对开展招抚所寄予的厚望。为此清政府还规定有具体细则，凡海上郑军武官率众而降者，不问真伪，照原职补官；单身投降者一般降四级录用；有立功表现者降二级，武官可以改任文官。同时还下令保护沿海等地与郑军有乡邻督党等社会关系之人，不许挟嫌报复陷害。到后来，为进一步加强对郑军的分化瓦解力度，清政府在漳州专设处理郑军归降事宜的“修来馆”，又称招来馆，对招来的郑军文官照原职拨部补官，武官一律保留现职；士兵和平民没有剃发的赏银二
十两，已剃发的赏银五十两；愿入伍者立即拨在营中领取饷银，愿返乡者送路费发回原籍安置；对屡次逃走而复来者也一视同仁，照样给赏，不加追问；甚至对郑军间谍，发现后不仅不予追究，反诱以厚利，多方感化，收为己用。这种种措施，表明清政府对招抚策略的高度重视，确实卓有成效地起到了分化瓦解郑军的作用。施琅原系郑成功部将，不仅了解郑军，且与郑军一些将领关系密切，因此正是对郑军进行瓦解工作的理想人选。
施琅升任总兵。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和郑氏集团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爱新觉罗·玄烨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即位，后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皇帝之一。康熙以聪慧的才智和政治品格，一生为国家民族创建了鼎盛的伟业，是中国历代帝王中文韬武略最为突出的一位君王，被誉为“千古一帝”。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藩、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与蒙古诸王结盟、西征噶尔丹、汲取汉文化，发展民族经济，推行富国强民的政策措施，完成了统一中华、振兴中华民族的大业，是中国最终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缔造者。不过，当时的康熙尚年幼，就连施琅总兵之任，都是由辅政大臣鳌拜决定的。
台湾岛内，郑成功病逝，诸将公推郑成功之弟郑世袭为护理，主持台湾事务，但郑世袭却存有野心，与黄昭等部分将领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