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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那么和善，鼓励我说，那比我想象的容易得多。的确如此。
那天，我们排演“乌鸦”那场戏，因为别的人都穿上了乌鸦的服装，所以根本看不见他们的脑袋。他们好像对自己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我也背好了我的，但只大声的读过那么一两次。
导演让我从草里抽出一张纸，然后读它。这是段引文，作者的名字是苏格拉底，但我从未把他的名字读出声过，这样，我就读成了“休格拉底”，因为我一直以为它是这么发音的。我读过之后先是一段很短的沉默，接着，我听到有人低声说：“苏－格－拉－底”。我看了看说话的这个人，觉得好像认识他。他不是演员，但好像是剧组人员。我还记得当时我想，这人看起来很自信，也很友善。
我笑了笑，为读错了这个名字感到有些难堪，同时也算表示对他的感谢。我觉得此人很面善，并很快断定过去曾见过他。他证实了我的猜测——伸过手来自我介绍道：
“我是昆西·琼斯，这部电影的曲作者。”
第四章 我和Q （1）
实际上，我第一次见到昆西·琼斯是在洛杉矶，当时我大约十二岁。后来，昆西告诉我，那时小萨米·戴维斯对他说：“这个孩子将成为切片面包问世之后最了不起的东西。”他的话大意是这样。昆西当时惊叹道：“哦，真的？”那时我还小，但我依稀记得是萨米·戴维斯把我介绍给Q的。
直到拍摄《新绿野仙踪》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友谊之花才真正盛开了，它渐渐发展成了一种父子关系。拍完《新绿野仙踪》后，我打电话给他，对他说：“告诉你一件事，我要录制一张唱片，你能给我推荐些制作人吗？”
我并没有对他作什么暗示，我的问题提得很直率，尽管有些幼稚。我们谈了一会儿音乐，提到了一些歌的名字，有时还不知不觉的哼出了声。最后，他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做你的制作人呢？”
我的确没有想过这一点，在他听来，我好像有所暗示，但我并没有，我没想到他对我的音乐会这么感兴趣。所以，我结结巴巴的应付了几句：“当然可以了，多好的主意呵！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这点。”
直到现在，昆西还常常以此和我打趣。
但不管怎样，我们立刻就着手筹划一张唱片，那就是《疯狂》（Off the Wall）。
我和我的兄弟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唱片公司，并且开始考虑给它起个什么名字。
在报纸上，很少能见到关于孔雀的文章，但在那前后，我却发现了唯一的一篇。我一直觉得孔雀特别美丽，在贝里·戈迪的一所房子里，养着一只孔雀，我非常喜欢它。所以，当我读到那篇文章时，感到很兴奋。那篇文章配有一张孔雀的照片，并用文字大量的介绍了这种鸟的特征和习性。我觉得我找到了我们寻觅已久的那种形象。这篇文章讲得很深入，很透彻，有的地方有些枯燥，但总的来说很有趣味性。作者写道，只有当孔雀发情的时候，它的羽毛才全部张开，这时，彩虹上能见到的颜色都集于孔雀一身争奇斗艳，熠熠生辉。
我立刻被它的美丽形象以及它所包含的深刻意义吸引住了。它的美丽的羽毛不正表达出了我正在寻找的那种寓意吗？它表现了我们兄弟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兴趣、爱好，同时也表现了我们之间强烈的挚爱之情。我的兄弟们都喜欢我这个主意，于是，我们就把我们的新公司命名为“孔雀唱片公司”。这样起名，可以避免过多的依赖“杰克逊”这个姓，它的局限性太大。从第一次环球旅行的时候开始，我们就致力于用音乐把各个种族的人们联合起来。当我们说起要通过音乐把所有种族的人们团结到一起时，有些我们所认识的人对这个口号表示怀疑，因为说到底我们还是黑人音乐家。我们对此的回答是：“音乐是不分肤色的。”我们看到了，在每一个夜晚，特别是我们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访问的时候，我们所到之处，那里的人们都喜欢我们的音乐，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肤色，我们是从哪个国家来的，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我们想成立自己的公司，是因为我们想有所发展，想在音乐界为自己树立起一个崭新的形象，我们不仅仅是歌手、舞蹈演员，还要成为词作者、曲作者、配器者、制作者，甚至出版者。我们的兴趣是那么广泛，需要一个起保护伞作用的公司来扶持我们的事业。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经同意我们制作自己的唱片，是因为我们当时的两张唱片销售量很大，但《不同的女性》表明了这样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只有他们认为值得时，才会同意我们发展。他们对我们提了一个条件，既由他们为我们选派一名验收人员。此人名叫鲍比·科洛比，曾经和“血汗泪”乐队一起干过。他来监督我们，时时看看我们怎么干，也看看我们是否需要帮助。
我们明白，五兄弟还需要别的音乐家的提携，从而使我们的音乐达到最佳效果。我们有两方面的弱点：一是键盘乐器的演奏方面，一是磁带两面歌曲的安排方面。我们虔诚的把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我们在恩西诺的录音室，但我们使用起来并不得心应手。虽然作为一个职业录音专家，格雷格·菲林根斯显得太年轻了，但他解除了我们的忧虑，因为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对新事物、新方法持开放态度的人，而不是我们在过去那些年遇到的因循守旧的家伙。
他来到恩西诺，为我们做录制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彼此对对方的工作表现都喜出望外，相互之间的成见也烟消云散了。这真是令人欣慰。我们向他介绍我们新歌的创作意图，告诉他我们想像费城国际唱片公司那样，对音响的合成格外重视，可是，当我们把各种乐器配在一起演奏时，总是觉得它们在互相干扰，所有的弦乐声和打击乐声乱作一团。我们想让音乐更加清晰，节奏感更强，低音部分更强有力，而管乐部分更加嘹亮。格雷格创作的音乐节奏非常美妙，正像我们向他描述的那样，而且还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意图。我们觉得，他好像能看透我们的心思。
那时，从鲍比·科洛比那儿来了一个新的成员和我们一起工作，他叫保林豪·德科斯塔。他的到来使我们很担心，因为这好像意味着兰迪一个人已经担负不了全部打击乐器的工作了。可是保林豪带来了来源于古代巴西桑巴舞的打击乐器，这种经过改进的，根据需要而设计的乐器很简单，往往自己就能制作。当德科斯塔的乐声使兰迪的传统演奏方式增添了新的活力时，我们觉得我们的音乐已经征服了整个世界。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讲，我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在摩城公司，在费城国际唱片公司与我们共事的都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现代派流行音乐家，对我们来说，如果不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的吸收有益的东西，是非常愚蠢的，但我们又不能做模仿者。值得庆幸的是，鲍比·科洛比给我们带来的一首名叫《怪罪摇摆乐》（Blame it on the Boogie）的歌使我们得以走上新的起点。这首歌节奏明快，正好适合我们所致力培养的乐队的风格。我特别喜欢轻快的唱那句主旋律：Blanme it on the Boogie，我可以一口气把它唱下来，嘴唇都不用合拢一下。我们觉得那张唱片内套上写的东西特有意思，《怪罪摇摆乐》这首歌是英国的三个家伙写的，其中有一个也叫迈克尔·杰克逊，这真是惊人的巧合。其实，我自己写写迪斯科歌曲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我过去经常在我唱的主要的歌里插进去一些供跳舞的间奏。
我们的未来还有那么多飘忽不定和令人兴奋的东西，我们正在经历着许许多多事业的和个人的变化——我们的音乐、家庭，我们的愿望和目标。所有这些，使我更严肃的思索应该怎样度过此生，特别是在处理和同龄人的关系方面。我一直承担着很多责任，可是突然之间，好像每个人都想替我分担一些。我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别人替我承担，我要对自己负责。我要好好审度一下我的生活历程，然后搞清楚人们需要我的什么，我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献给谁。我还必须学会小心防备我周围的某些小人，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件困难的事情。在我的心目中，占据最高地位的是上帝，其次就是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我想起一首克拉伦斯·卡特唱过的老歌，名字叫《二亩三分地》（Patches），唱的是当一个农民的父亲死后，大儿子承担起照顾农场的责任，他的妈妈告诉他，她就全靠他了。当然，我们不是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