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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个人形成的“事件”方法，不是把个人视为一个由各种要素构成的完成的、封闭式的系统，也不是把它视为各个发展阶段的序列，而是把它看作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一部表现更新、进取、克服的戏剧。
我们回顾自己的生命流程时，不是按照无人称性的心理生理周期和社会性转变来划分生命流程，而是根据发生在生命“外层”和“内层”交叉点上的实际骤变情况来划分的。
这些交叉点打破生命的和谐流程，在人的感受中成为压力、挫折、冲突和危机。不过，这是人人都有的情况。正是为了帮助概括这一切，传记法（生平法）便应运而生。
这个概念具有多方面的涵义。
在１９世纪的史学中，把那种将历史过程的本质归结为其参与者个人生平特点的最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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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理论的历史叙述文字叫作“传记体历史”。
２０世纪前２５年的社会学中，传记法即对个人文件（书信、日记等等）的研究，被用于阐释社会过程的主观方面，阐释历史过程参与者赋予这些事件的意义（托马斯，兹纳涅茨基）。在２０年代的心理学中，传记方法转变为日记方法：日记和自传成为再现个人生命世界的主要资料来源（比勒）。在精神病学中，“生活史”
和临床检查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查明病因即最初的“心理创伤”。
传记作为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和科学史的一种常见的有认识价值的形式（样式）
，虽然还不具有理论的性质，但是到２０世纪初，它本身已经形成分明可见的两极——诠释学和精神（心理）分析学。
诠释学作为一种从历史角度认识、诠释、破译人的活动及其产物的隐秘内在涵义的方法，把传记视为最高级、最有教益的人文科学研究形式。
但是，在狄尔泰和米什的著作中，传记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广义的自传，亦即成为从主体本身的角度观察主体精神成长的历史。诠释学派的传记作者，力求最大限度地与自己的主人公认同，用主人公的目光观察世界，竭力避免从旁观者角度对主人公的行动、观点作任何批判。因此也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自我实现、完成自己这一课题古往今来一向是人类生活的主要内容，而人的具体历史努力只不过是认识和实现这个内容的形式。”
结果使各种不同传记作品中的人物变得彼此雷同。
“传记作品竞相在自我完成上作文章，结果千篇一律，形成一幅描述某种不属于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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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无人称性的、世世代代重复不穷的苦难图画。“
①
在精神分析学中也有某种类似现象，虽则它的出发点与诠释学的出发点是针锋相对的。
索洛维约夫写道：“如果说在诠释学中，对待他人的自我解释是以崇敬作为假设前提，那么在精神分析学中，这种态度则是以怀疑作为假设前提。对于虔诚的忏悔，精神分析学家认为并不是无可挑剔的真情流露，而恰恰是自我欺骗的高级形式，是患者的‘自我幻觉’发展到了他无法自拔的程度，但却因此可使医生识别出被排斥的心理能源、力量、情结和创伤等等。对于各种异己的心理力量的类型和种类，精神分析学家们总是成竹在胸的。因此他们对忏悔材料所作的破译，都具有把个别归结为普遍、把稀奇归结为平常、把独特归结为典型的特点。
②他们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个性塞进一张表格，表的横栏开列着心理创伤和心理异常的项目，而竖栏里开列着典型的反应方式。
这些缺陷再加上要对内省资料作科学解释会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回顾往事的答卷材料又往往不可靠，从而使“传记方法”在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看来至少是缺乏说服力的。
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传记不仅是大众文学的一个最受人喜爱的样式，而且在关于人和社会的一切科学中都牢固地占据了一席地位。首先，对生命全程进行代群分析和历史社会学考察，可以阐明人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次社会性转变的
①索洛维约夫，。。
：《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研究的传记分析》（再论）
，载g R《哲学问题》，１９８１年第９期，第１４０页。
②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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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结构和连贯性，而且这里所说的人，不是“一般的人”
，而是“一定社会的个人即一定时代的当代人，一定世代的同龄人”
①。其次，研究人的生命全程的个体发展，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个人内部各种心理结构相互作用的机制和个体类型的发展过程的不同形式。再其次，在传记文学中有一种观念日渐强化，认为个人形成的个体特点只有联系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才能展示出来，因为“只有对照这种环境来描述生命，才会具有历史价值，才能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完整性，结合这种完整性来运用独特性、事件性、发展、自我实现等概念”
②。
自然史过程和戏剧并不因此而失去它们的差别，个体传记法既不溶合于生命全程社会学，也不溶合于发展心理学，但它们彼此相互依存、互为补充却是显而易见的。
有人说传记法的对象不单单是生活经历，而是命运。命运这个概念就形而上学的意义而言是表示人生非理性的、不可捉摸的定数。但命运也往往被解释为由人赋予方向和意义的个体生命存在的内在规定性。前者强调由外因决定的不自由，后者则强调个人选择的终极性、不可逆转性。
个人的心理生理个体特点和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特点，并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而且为个人的活动规定了一定的范围。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爱因斯坦是不会成为一
①阿纳尼耶夫，：《人作为认识的对象》，列宁格勒，１９６８，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Z②索洛维约夫，。。
：《传记分析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研究》（再论）
，载g R《哲学问题》，１９８１年第９期，第１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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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的：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的理论思维方式都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在这两种因素（心理生理因素和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范围内，个体是有选择余地的。人生不是自发的自我发展，而是一长串的机缘、事件和决定，这些机缘、事件和决定在它们实现的当时是取决于我们的意志的，只是到了后来，由于它们产生的后果和对它们进行回溯思考，它们才具有必然性，才被作如是解释。
传记研究法在受过一定严格训练的自然科学学者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传记作者感兴趣的不是普遍性事物，而是个别事物：他不去计算相关联的统计数字，而是潜心研究那些涵义总是很成问题的个人文件，试图洞悉早已谢世的人们的隐秘动机，经常不得不诉诸于缺乏统计学可靠性的回溯分析。
不过对任何一种历史认识都可以提出这种非难。传记体裁中解释和认识比邻而处，无怪乎人们把它叫做科学艺术体裁。苏联文学研究家布尔索夫把他那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鸿篇巨制称为“研究体小说”。
这种传记法的方法论特征恰恰在于，它不同于实验心理学研究，所研究的不是客体及其属性的发展，而是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即个人的发展。传记作者感兴趣的不是他的主人公发生了什么和由于何种原因而发生，而是主人公把自己变成了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虽然从这种“故事”里无法归纳出其他人的生活所必须遵循的规律，但它提供了一个富有教益的实例：这种事是可能的，或者这种事是常有的。
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说过，诗人的生命不在他的生平事实中，而在他的作品中。
“它［诗人的生命］在他的名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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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法找到的，必须到别人的名字下面去寻找，到他的追随者们的简历栏目中去寻找……一位天才的潜意识领域是无法丈量的。这个领域是由他的读者身上所发生的、他本人井不知晓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