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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体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
②
社会功能的划分以及各种功能固着于不同类别的人们，意味着个体已经不属于单一的公社，而是同时属于若干不同的群体，因此，个体也须以“关系人”——亲属、朋友和贸易伙伴等等的眼光看待自己。这加强了自我意识。
社会不平等也起了类似的作用。由于较高的地位意味着
①托马斯。曼：《约瑟和他的兄弟们》，莫斯科，１９６８，上册，第１３４页。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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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５５
更个体化、更突出和更自由的活动，与之相应的就是引起周围人的更大兴趣和注意。主体一旦有了自由意志，对于周围的人来说，不仅他的角色地位特征，而且他的个体心理特征——性格、爱好和动机等等也都有了意义。因此，人们描述地位较高的人比描述从属者、隶属者更深刻、更细腻，对后者的特征描述一般仅限于说明他们的角色地位。
伟大给人的联想是突出，亦即打破某些常规。在神话意识中，神和英雄被赋予最高的自由和主体性。
他们的“我”
字甚至需要用大写字母书写（借以强调其独特性）
，或竟堂而皇之地变成“我们”
，把整个民族包括在内。神的“我”字往往就代表他的名字。
《圣经》中上帝就这样说自己：“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
（《以赛亚书》，第５２章，第６）。处于从属、隶属地位的人感觉自己是受他人支配的客体，不由自主地把支配自己的人甚至自然力人格化。史诗的英雄人物与众不同，他们虽然也还没有内在的心理性格特征，但是他们完全有资格打破某些常人必须遵守的准则和禁令。
在这方面，不妨引用《奥义书》的一个片断：“最初这（一切）
都是阿特曼①……他环顾周围，谁也没有，只有自己。
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是我’！于是有了‘我’这个名字。“
②
这些材料很可以说明哲学史上屡见不鲜的个体“自我”
与绝对精神相互漫衍的历史心理学根源。
然而，大写的“我”
字在古代文献中一般都是神或王的自称；普通人的“我”则显
①阿特曼就是精神、灵魂，在《奥义书》中亦被作为代词“我”使用。
②《广林奥义书》，莫斯科，１９６４，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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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自 我 论
得远为谦卑，有时简直微不足道。可以说，“‘自我’占有权”仅为居高临下乃至至高无上的人所享有。
在古典拉丁文中，使用“ｅｇｏ”一词是为了强调身分的重要和与众不同。就象许多动物以虎视眈眈表示挑衅和人们对直接的目光接触有很细致的规定（臣民往往不得抬头看自己的君主；迄今直视不相识者的眼睛仍被认为是失礼或挑衅）
一样，以第一人称对人，不论内容如何，总是带有微妙的自我肯定色彩。为了避免与此相关的莽撞，制定了一整套语言上的礼节，包括间接的称谓形式，即以第三人称或描述方式称谓对方（“陛下”
、“先生”等等）。对上的尊称又辅以对自身的卑称：例如不说“我”
，而说“恭顺的奴仆”
、“该死的奴才”。
这种“礼貌言语”或“官场语言”有着古老的传统，可见于一切语言。在东南亚各民族的语言中，这种礼貌言语的形式特别讲究。在汉语和越南语中，一般都不以第一人称称谓自己，而以说明说话人与对方关系的方式代替“我”字。
“以第三人称自称的习俗严格体现着现存的社会等级制度。
个体不断以此提醒自己，他在国王面前是臣属，在老师面前是学生，在长辈面前是晚辈，等等。可以说，他只存在于同别人的关系中。他的‘自我’始终与他的多重家族和社会角色认同。“
①
在俄语中，表示关系的社会距离和由此产生的心理距离主要是通过第二人称形式（尊称“您”或昵称“你”）。这种
①潘施韧：《越南的个人环境》，巴黎，１９６，第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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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我 论７５
区分在越南语中复杂细致得多，还表现在第一人称形式的选择上；代词“我”可以用许多不同的词表示：“ｔｏTｉ”
（“我”或“仆”
，词源学本义为“臣”）表示克制、距离，用于同外人交往；“ｔａ”
（“偺”表示说话人高贵，只用于对待晚辈、下人；“ｍｉｎ”
（“吾”
，本义为“人体”）表示亲密，用于对待亲人或年幼者和地位低于自己的人；越南北方的“ｔｅT”
（“敝”
，本义为“仆人”）
表示不拘礼节，用于同辈之间，如在男孩群中。
这种区分的社会根源在汉语中非常明显，汉语“我”的概念根据是否高傲、自我肯定或自我贬低而有不同表示方式。
在奉命唯谨的谈话中，说话人称自己为“臣”（本义为“奴隶”
、“臣属”）或“某”即“某人”
、“一个人”（意义与“我”的个别性、唯一性直接对立）。中国古代文书中还用过“我”的许多其它同义词（“奴”
、“愚”或“愚民”
、“弟”等等）。反之，在皇帝的称谓中则强调了他的唯一性、至尊性，为此使用了“寡人”或“孤家”
①。换句话说，“我”这个形式成了人的社会地位和唯我独尊的一种表示。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从这个角度考察了几种不同语言，得出了这样的规律性：在各种语言中，尊者对卑者的称谓形式均与地位同等的熟悉者和亲密者互称形式相吻合，而卑者对尊者的称谓形式则与地位同等的不熟识者互称形式相吻合②。非语言的称谓（手势、接触等等）也有这样的规律性：
①鲍尔，Ｗ。
：《中国古代的自我体验与自传文学》，载《海德堡年鉴》，１９６４，第８辑，第２７页。
②布朗，Ｒ。
：《社会心理学》，纽约，１９６５，第５４—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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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自 我 论
长者可以拍幼者肩膀，幼者在长者面前须保持“尊卑距离”。
这种保持距离的说法不单是一个比喻。许多动物不仅划定自己的“领地”
，而且在个体之间也各保持一定的“个人”
（身体）距离，破坏这个距离就意味着侵犯，而兽王的“个人”空间又大于群兽。
这种规则在人类中也存在：在交往环境中，有权威和地位高的人物在空间上以某种方式与其他人分开，如在人群中占有居中的位置，等等。这也不能不作用于他们的自我意识。
从进化史的角度研究个人虽然强调个人形成的阶段性：自然个体——社会个体——个人，但是发展的高级阶段非但不取消前此阶段，而且还把它纳入新的、更为复杂的分级系统。自然个体的行为取决于自然素质与生命活动条件的偶然结合。社会个体的行为除此而外还取决于社会环境以及个体与共同体其他成员的关系。至于个人，则除此一切而外，还须有更自律的自我意识，包括对社会角色和社会活动的主观选择态度。
需要指出，远古意识的许多特性虽然属于意识尚未成熟的表现，但是在现代人身上也时有所见。原始仪式中的面具替换往往被解释为“人格”不集中即容易从一个位格漫入另一个位格的表现。但是，这也是人类自古已有的更新和创造需要的表现。要更新和创造，就要改变和打破既有规则，否则是不可想象的。一种文化不论对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如何硬性的细致规定，总还要给参加者留有自行裁决、有所变通的余地。不仅如此，一种文化在形成某些章则时，几乎总是预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