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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84年对夏洛特的追思弥撒上，赫尔曼·阿德雷回忆说，夏洛特出版《祷告与默念》和《致孩童》（最初是为女孩免费学校而作）的最主要的主题是“那些正遭受苦难、处于困境中的人，应该靠近我们和我们的怜悯之心富人应该接济穷人，‘给他们的不仅是金钱，还要包括时间，因为这意味着生命’”。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他告诉与会者，夏洛特的临终遗言是“心怀穷人”——这里所指的穷人中，排在首位的是犹太穷人。然而，阿德雷没有谈到夏洛特整个人生在慈善“给予”和具体的宗教特征的捐助之间存在着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在1864年，她曾经与格林拉比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5）
当时他为他的教区向我申请一套新的法律丛书。他说，以前确实有一些信仰虔诚的慷慨大方之人，而那些迷信之人，尽管并不很富有，也并不慷慨，可还是会出于敬畏和恐惧的心理给寺庙捐献；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迷信被文明消灭了，信仰虔诚的犹太人也不再慷慨了，而慷慨的以色列人又让他们的善举流入了世俗的渠道。我敢说他是对的——毫无疑问，我宁愿把20英镑给一个学校，也不愿给一个虚幻的理念
换句话说，对犹太人社区物质需要的真切关注一定程度上在于将犹太教作为一个有组织宗教的关键性的立场。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在犹太人精英内部开始出现了对东欧移民比例上升的忧虑。1856年，夏洛特组织了一场“支持犹太人移民贷款协会资助基金业余音乐会”，由她的孩子埃维莉娜和艾尔福雷德表演，而路易莎是协会理事会的成员。这个组织的宗旨可以很容易推测出来。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越多贫穷犹太人从东欧和中欧移居到英国，就会有越多的犹太人精英分子希望看到到处都涌现移民潮。
或许，罗斯柴尔德家族中这个时期对于慈善的态度改变得最明显的，要算是詹姆斯了。这或许是对19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件所做出的反映，它表明了两件事：一件是整个法国社会的反犹太人情绪，另一件是他自己在巴黎穷人中间的口碑不太好。在1848年以前，詹姆斯尽量不让梅耶·A·罗斯柴尔德的5个儿子参与到犹太人的社会生活中。尽管他在1840年与梯也尔的战争中竭尽全力捍卫了大马士革犹太人的利益，但对巴黎的犹太人来说，他相应的贡献就显得太少了。革命发生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在1850年，詹姆斯通知巴黎宗教法院，他决定在匹克布斯大街76号新建一所医院，代替那座建于1841年的、已经难以为继的“巴黎以色列贫民救治中心大楼”。两年后的1852年12月20日，医院——一座由让·亚历山大·蒂埃里设计的宏伟的新建筑——在被《环球以色列人报》描述为“犹太人前所未有的一次宏大的庆典”中正式起用了，出席庆典的有公共事务部部长、宗教局局长和塞纳河地区的行政长官。在同一时期，詹姆斯还为由蒂埃里为拿撒勒圣母大街的宗教法院新修建的罗曼诺·拜占庭礼拜堂捐出了巨资。同时还为在罗斯耶大街和兰布拉第大街建立的两座孤儿院做了巨额捐赠（后者以萨洛蒙和卡罗琳命名）。
这些捐赠恰巧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多地参与法国犹太人组织活动中的情况同步。1850年，阿尔方索成为了中区教会的委员；两年后，古斯塔夫被选入巴黎教区委员会并在1856年成为了教区的总裁。1858年后，教区将它的资金存放在罗斯柴尔德兄弟银行。这更像是詹姆斯在拿破仑三世政权下有意识地将自己定位在“政治局外人”的策略给了他担当起犹太人社区领导者角色的信心，而这个角色，他的兄弟和侄子在其他地方早已经驾轻就熟了。然而，他对没有考虑宗教戒律，花钱在黑武里大街建立起几乎是永久性的救济站这样的事情，表现得还是很谨慎。
或许，再没有其他任何的办法比用他们家族捐巨资在耶路撒冷新建医院这件事情更能说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为他们贫穷的犹太兄弟所做的努力了，这家医院在19世纪50年代由阿尔伯特·科恩主持建成。至少不下11位姓罗斯柴尔德的人出现在当时对医院及其相关设施的捐助者名单上：夏洛特在那里建立了“一家产业培训学院”，并且每年都派人去视察；安瑟尔姆在那里设立了一家小型银行；贝蒂为孕妇提供衣物，而阿尔方索和古斯塔夫为40个年轻人提供了手工技术培训。这个家族还支付了总共122850皮阿斯特埃及等国的货币名称。——译者注的“自愿捐款”。几乎家族所有支系的成员都出现在了行善名单上这个事实向我们说明，尽管他们的慈善活动一般以全国性——而且主要是在城市的形式出现，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一直觉得他们对更广泛的“世界性的”犹太人群体负有责任。这些努力并没有获得世界性的认可。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6）
争取政治权利
如果不提列昂内尔为确保犹太人在国会下院中的席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话，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历史是不可能完整的。同时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能把这个具体的问题与英国宪政进程中的“辉格党人”历史截然割离开来。犹太人被选举为下院国会议员的宪法障碍——就职誓词里包含有这样的句子“按照一个基督徒的诚挚信念”——只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所面对的几个重大挑战之一。1707年通过的一个法案要求投票人也发同样的誓言，但这不是严格强制执行的。对于他们具有类似重要意义的另一个障碍，是牛津大学的入学和剑桥大学的毕业。
另外，还有一些社会机构，尽管之前并没有正式排挤犹太人，但从来就没有允许过犹太人介入。能够进入到这些机构，其重要性与正式推翻这些法律歧视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按照英国19世纪时的法律，下院席位本身的价值有限；地区性的政治势力基本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有些方面甚至是能够进入国会陈述的先决条件。另外，以城市选民为基础的地方势力与植根于乡村选民的地方势力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差异。因为很多关键性的政治决策并不是在于威斯特敏斯特，而在于“乡村”——那些贵族的乡村别墅所形成的复杂圈子，这些贵族在一年中的大多数时间都会在这些地方度过。就算是在城里，国会也不是主要的政治论坛：那些没有成为一个或多个分布在匹克迪利大街和帕玛街的伦敦俱乐部会员的国会议员，政治生涯不会长久。当然，获得进入下院的资格并不会为犹太人自动打开进入上院的大门。
为什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想要推进他们进入这些英国政府机构的步伐？那种认为他们希望借以增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以便使他们对政府的杠杆作用最大化的功能性解释根本说不通。可以肯定的是，很多非犹太人城市平民家族在这一时期出现在了下院（比较知名的有巴林）。到19世纪4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成为了城市里最优秀的私人银行；尽管在内森死后，他们与英格兰银行的关系出现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人们没有理由怀疑，当出现英国政府需要借钱的这种难得一遇的情况时，它会很自然地想到纽科特。另外，就在他们得到了进入下院的机会以后，罗斯柴尔德家族几乎没有使用过它所带来的便利——最多也只是把下院作为辩解的场所。我们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由于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列昂内尔希望赢得的是一种犹太人被剥夺了的根本性的权利。他在欧洲大陆上的亲属一直没有停止为他确保进入国会所做的努力加油打气：对詹姆斯来说，他的侄子是在代表所有的犹太人打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战争，一场继续了梅耶·A·罗斯柴尔德40年前在法兰克福所进行的战争。也就是说，列昂内尔在追求自由的现实意义，尽管当时大多数政治家（包括约翰·罗素爵士）更倾向于给他贴上辉格党人的标签。促使他和他的兄弟们远离托利党人的原因不只是“犹太人问题”，还包括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的更重要的原因——自由贸易，在托利党1846年反抗皮尔的斗争中逐渐发现了自由党的这个企图。
在1848年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矛盾：罗斯柴尔德家族正被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骂成是反动派的支持者的时候，他们正在英国领导着一场典型的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