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晗掳肽昃涂剂艘砸ξ脑髁Φ摹鞍伟灼臁钡摹鞍徒鹱髌诽致邸薄！疤致邸痹谌闹制诳辖辛税肽辏淙幻挥心馨盐掖蚍诘兀俏夷且坏愕恪岸懒⑺伎肌比锤サ酶筛删痪弧Ｄ闼敌词暌埠茫敌醇际醺镄乱埠茫闼滴囊毡匦胛鼻罢畏褚埠茫涤⑿廴宋锊荒苡腥钡阋埠茫乙宦傻阃贰５歉蟮脑硕焕次胰匀槐涑闪恕芭９砩呱瘛保芫≌勰ァＵ糯呵哦窈莺莸厮担骸安磺贡邪徒鹁褪锹涫嫡摺！彼炙担骸鞍徒鹫庋娜嘶鼓芄恍次恼侣穑俊薄�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赵丹同志说：“大可不必领导作家怎么写文章、演员怎么演戏。”当时上海的第一把手就是要领导作家“写十三年”、领导演员“演十三年”。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的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的记忆力大大衰退，但是这个惨痛的教训我还不曾忘记。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母亲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的诗归谁所有？当然归人民。但丁、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究竟是谁的财产？当然是人民的。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只有那些用谎言编造的作品才不属于人民。人民不要它们！
这是最浅显的常识，最普通的道理，我竟然为它背二十年的包袱，受十年的批判！回顾过去，我不但怜悯自己，还轻视自己，我奇怪我怎么变成了这样的一个人！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十月十五日
作家
前两天我意外地遇见一位江苏的青年。她插队到农村住了九年，后来考上了大学，家里要她学理工，她说：“我有九年的生活我要把它们写出来；我有许多话要说，我不能全吃在肚子里。”我找到她的两个短篇，读了一遍，写得不错。她刚刚参加了江苏省的青年创作会议。她说，“尽是老一套的话，我们受不了。我说：吃得好，住得好，开这个会不讲真话怎么行！”她和别的几个青年作家站出来，放了炮。
我在这里引用的并不是她的原话，但大意不会错。我和她谈得不多，可是她给我留下深的印象。她充满自信，而且很有勇气。她不是为写作而写作，她瞧不起“文学商人”，那些看“行情”、看“风向”的“作家”。她脑子里并没有资历、地位、名望等等东西，我在她的眼里也不过是一个小老头子。这是新的一代作家，他们昂着头走上文学的道路，要坐上自己应有的席位。他们坦率、朴素、真诚，毫无等级的观念，也不懂得“唯唯诺诺”。他们并不要求谁来培养，现实生活培养了他们。可能有人觉得他们“不懂礼貌”，看他们来势汹汹，仿佛逼着我们让路。然而说句实话，我喜欢他们，由他们来接班我放心。“接班”二字用在这里并不恰当，决不是我们带着他们、扶他们缓步前进；应当是他们推开我们，把我们甩在后面。
我决不悲观。古往今来文学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地进行的。我也许不够了解这些新人，但是我欣赏他们。到该让位的时候，我决不“恋栈”。不过士兵常常死在战场，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作家是靠作品而存在的，没有作品就没有作家。作家和艺术家活在自己的作品中，活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而不是活在长官的嘴上。李白、杜甫并不是靠什么级别或者什么封号而活在人民心中的。
这些天大家都在谈论赵丹的“遗言”。赵丹同志患病垂危的时候，在病床上回顾了三十年来的文艺工作，提出了一些疑问，发表了一些意见。他的确掏出了自己的心。这些疑问和意见是值得认真讨论的。希望今后再没有人说“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这一类的话。
不过，对这一点我倒很乐观，因为新的一代作家不像我们，他们是不懂得害怕的，他们是在血和火中间锻炼出来的。
我常说：作家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也不是翰林院中的学士。作家应当靠自己的作品生活，应当靠自己的辛勤劳动生活。
作家是战士，是教员，是工程师，也是探路的人。他们并不是官，但也决不比官低一等。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地看待新人的，我热诚地欢迎他们。
十月十七日
长崎的梦（1）
昨夜我梦见我在长崎。
今年四月访问日本，我曾要求去广岛。长崎的日程则是主人安排的，我当然满意。全世界仅有的两个遭受原子弹破坏的城市，我都到过了，在其中生活过了。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两个城市今天的面目，加强了我对人类前途的信心。对我这是必要的，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背着弟弟找寻母亲的少年、银行门前石头上遗留的人影这一类的惨象，和数不清的惨痛的故事我必须消除它们。不需要空话，在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代化城市的强大生命力解答了我的问题：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位同行的朋友似乎有不同的看法，他非常谨慎，到了广岛和长崎，他特别担心，惟恐我们中间谁多讲一句话会得罪别人。我尊重他的意见，努力做到不使他为难。对他我有好感，在我遭遇困难的时候，他关心过我；在“四人帮”下台半年后，我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他出来替我讲话，说是一些日本友人想同我见面。后来我的文章《第二次的解放》发表，一九七七年六月他来上海，要见我，约好我到锦江饭店去找他。因为我是“一般人”，服务处不让上楼进他的房间，他下来交涉也没有用，我们只好在底层谈了一会。我告辞出来，他似乎感到抱歉，一直把我送到电车站。他的友情使我感动，我们社会中这样严格的等级观念使我惶惑。
前面提到的日本友人中有一位是土岐善先生，他早已年过九十。我一九六一年第一次访问日本，曾在他的阳光明媚的小园里度过一个愉快的上午。这次一到东京我便要求登门拜访。听说他身体不适，不能见客。我没有想到我们一到长崎，刚刚在和平公园内献了花，到了国际文化会馆就接到东京的电话：土岐先生逝世了。没有能向他表示感激之情，没有能在他的灵前献一束花，我感到遗憾，仿佛有一个声音一直在责备我：“来迟了！”我这一生中“来迟了”的事情的确太多了。我说过我来日本是为了偿还友情的债。长崎是这次旅行最后的一站，日本友人陪伴我们访问六个城市，相聚的日子越来越短，晚上静下来我会痛苦地想到就要到来的分别，我又欠上更多的新债了。
在这一点上，那位朋友和我倒是一致的。但是在广岛，在长崎我到底想些什么，他就不太清楚了。何况我们一行十二个人，十二张嘴会不会讲出不同的话，他更没有把握。奇怪的是在昨夜的梦里，一九八○年十月十九日夜间做的梦里，十二张嘴讲了同样的话。
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过去我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的。只有在“思想解放”之后，今年四月十八日我们从长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我才发表意见：要是十二个作家都说同样的话，发同样的声音，那么日本朋友将怎样看待我们？他们会赞赏我们的“纪律性”吗？他们会称赞我们的文艺工作吗？我看，不会。
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广岛和长崎，我回顾了过去长时间复杂的经历，也想到横在面前的漫长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费了的宝贵时间。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