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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有他自己的生活感受，有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在广岛和长崎，我回顾了过去长时间复杂的经历，也想到横在面前的漫长的道路，我十分痛惜那些白白浪费了的宝贵时间。长崎人民和广岛人民一样，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在那样可怕的废墟上建设起一座繁荣、美丽、清洁的新城市。来到这里，谁能够无动于衷？难道我不更加想念我的在困难中的祖国？难道我们就不想在祖国建设没有污染、空气清新的现代化城市？倘使我们说话需要同一的口径，那么这就是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愿望。回国的前夕，我们出席了当地华侨总会的晚宴。同侨胞们一起举杯共祝祖国母亲长寿，不仅是我，我看见好些人，有侨胞，有留学生，有祖国来的海员，大家眼里都闪耀着喜悦的泪光。仿佛有两只母亲的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
在梦里，我也到和平公园献花，到资料馆观看遗物；我也乘坐游艇看海，在海上机场休息，在繁花似锦的名园中徘徊我重复了半年前的经历，同真实的见闻完全一样。不同的只是身高十公尺的青铜人像离开像座走了下来，原来他右手指着上空，左手平伸着，现在他高举两只铜臂大声叫：“我不准！”“我不准！”他不准什么？他没有说下去。但是他忽然掉转身往后一指，后面立刻出现了无数的儿童，他们哀叫，奔跑。出现了蘑菇云、火海、黑雨一只给包封在熔化的玻璃中的断手在空中飞来飞去，孩子哭着喊“爸爸，妈妈！”要“水！水！水！”然后青铜的巨人又大叫一声：“我不准！”于是那一切恐怖的景象完全消失了。
青铜像又回到了像座上。四周一片静寂。我一个人站在和平泉的前面，听着喷泉的声音，我念着纪念碑上刻的字：“我很渴，出去找水。水上有像油一样的东西我十分想喝水，就连油一块儿喝下去了。”这是一位九岁小姑娘的话。和平泉就是为了纪念喝着水死去的受难者建立的。当时在原子弹爆炸中心附近有一所小学，一千五百个学生中有一千四百人死亡。这些受难者拼命要喝水。找到了水，大家抢着喝，就死在水边
感谢日本友人的殷勤款待，两天的长崎见闻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甚至在梦中我也能重睹现实。从长崎和广岛我带走了勇气和信心。历史的经验不能不注意。忘记了过去惨痛的教训，一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广岛和长崎的悲剧，我们十年的浩劫，大家都必须牢记在心。怕什么呢？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它们。我并不想回避，我还不曾讲完我的梦呢！
长崎的梦（2）
在梦里我终于憋得透不过气了，当着朋友的面我叫喊起来：“让我说！我要告诉一切的人，决不准再发生广岛、长崎的大悲剧！决不准再发生‘文革’期间的十年大灾祸！”
说完了我自己想说的话，我的梦醒了。
十月二十—二十一日
说梦
我记得四岁起我就做怪梦，从梦中哭醒。以后我每夜都做梦，有好梦，有噩梦，半夜醒来有时还记得清清楚楚，再睡一觉，就什么都忘记了。
人说做梦伤神，又说做梦精神得不到休息，等于不睡。但是我至少做了七十年的梦，头脑还相当清楚，精神似乎并未受到损伤。据我估计，我可能一直到死都不能不做梦。对我来说只有死才是真正的休息。我这一生中不曾有过无梦的睡眠。但是这事实并不妨碍我写作。
人们还常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有时灵，有时又不灵。年轻时候我想读一部小说，只寻到残本，到处借阅，也无办法。于是在梦里得到了全书，高兴得不得了，翻开一看，就醒了。这样的梦我有过几次。但还有一件事我至今并未忘记：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我和靳以从广州回上海，待了大约两个星期，住在辣斐德路（复兴中路吧？）一家旅馆里，一天深夜我正在修改《爱情三部曲》，准备交给上海开明书店重排。早已入睡的靳以忽然从里屋出来，到阳台上去立了片刻又回来，走过桌子前，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梦见你死了。”他就回里屋睡了。第二天我问他，他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无法同他研究为什么会做这个梦。
我说做梦不损伤精神，其实也不尽然。有一个时期我也曾为怪梦所苦，那是十年浩劫的中期，就是一九六八、六九、七○年吧。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我受够了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虽说我当时信神拜神，还妄想通过苦行赎罪，但毕竟精神受到压抑，心情不能舒畅。我白天整日低头沉默，夜里常在梦中怪叫。“造反派”总是说我“心中有鬼”。的确我在梦中常常跟鬼怪战斗。那些鬼怪三头六臂，十分可怕，张牙舞爪向我奔来。我一面挥舞双手，一面大声叫喊。有一次在家里，我一个人睡在小房间内，没有人叫醒我，我打碎了床头台灯的灯泡。又有一次在干校，我梦见和恶魔打架，带着叫声摔下床来，撞在板凳上，擦破了皮，第二天早晨还有些痛。当然不会有人同情我。不过我觉得还算自己运气好。一九七○年我初到干校的时候，军代表、工宣队员和造反派头头指定我睡上铺，却让年轻力壮的“革命群众”睡在下面。我当时六十六岁，上上下下实在吃力，但是我没有发言权。过了四五天，另一位老工宣队员来到干校，他建议让我搬到下铺，我才搬了下来。倘使我仍然睡在上面，那么我这一回可能摔成残废。最近一次是一九七八年八月，我在北京开会，住在京西宾馆，半夜里又梦见同鬼怪相斗，摔在铺了地毯的地板上，声音不大，同房的人不曾给惊醒，我爬起来回到床上又睡着了。
好些时候我没有做怪梦，但我还不能说以后永远不做怪梦。我在梦中斗鬼，其实我不是钟馗，连战士也不是。我挥动胳膊，只是保护自己，大声叫嚷，无非想吓退鬼怪。我深挖自己的灵魂，很想找到一点珍宝，可是我挖出来的却是一些垃圾。为什么在梦里我也不敢站起来捏紧拳头朝鬼怪打过去呢？我在最痛苦的日子，的确像一位朋友责备我的那样，“以忍受为药物，来纯净自己的灵魂”。
但是对我，这种日子已经结束了。
十月二十二日
附录：我和文学（1）
—— 一九八○年四月十一日在日本京都
“文化讲演会”上的讲话
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这次来到日本，在东京朝日讲堂谈过一次我五十年的文学生活。这是破例的事，这是为了报答邀请我来访问的朋友们的好意。“文化大革命”中我靠边受批判，熟人在路上遇见也不敢相认的时候，日本朋友到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很可能问的人多了，“四人帮”才不敢对我下毒手。我始终忘记不了这一件事。为了让日本朋友进一步了解我，我讲了自己的事，我也解剖了自己。
我正是因为不善于讲话，有感情表达不出来，才求助于纸笔，用小说的情景发泄自己的爱和恨，从读者变成了作家。一九二八年在法国写成第一部小说《灭亡》，寄回国内，由朋友介绍在当时的权威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这样我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过了一年半载，就用不着我自己写好稿到处投寄，杂志的编辑会找人来向我组稿。我并未学过文学，中文的修养也不高，惟一的长处是小说读得多，古今中外的作品能够到手的就读，读了也不完全忘记，脑子里装了一大堆“杂货”。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着同敌人战斗。那一堆“杂货”可以说是各种各样的武器，我打仗时不管什么武器，只要用得着，我都用上去。
前两天有一位日本作家问我你怎么能同时喜欢各种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呢？ ① 我说，我不是文学家，不属于任何派别，所以我不受限制。那位朋友又问：“你明明写了那么多作品，你怎么说不是文学家呢？”我说，惟其不是文学家，我就不受文学规律的限制：“我也不怕别人把我赶出文学界。”我的敌人是什么呢？我说过：“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步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最大的敌人。”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写来控诉、揭露、攻击这些敌人的。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中间，我写得快，也写得多。我觉得有一根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