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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七时至九时】，九卿台省【泛指政府要员】入思善门，候问【等候召见】。甲午【十一时至十三时】召见阁部大臣【内阁成员和各部首长】，寻即出，皇太子尚踟蹰宫门外。【杨】涟、【左】光斗语东宫伴读王安曰：“上【万历】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当力请入侍，尝药视膳，而夜毋轻出。”丙辰【十五时至十七时】，神皇崩。｛8｝
也就是说，朱常洛一直在宫门外焦急徘徊，直到万历撒手人寰，还是未能见上一面。另有记载称经过力争，得到一次见面机会，但查遍《神宗实录》《光宗实录》以及《明史·神宗本纪》，均未提及，恐怕还是《三朝野记》所载比较真实。为什么见不了？大约并非出自万历本意，他这时神志不清，难做主张。所以，杨、左二人才肯定地对朱常洛的亲信太监王安说，不召见太子，不是皇上的意思。谁的意思？只能是郑贵妃。这女人打算将垂危的万历一手控制住。杨、左认识到事情的严重，出主意，让朱常洛第二天一大早“力请入侍”，而且一旦入内，就别轻易离开。然而未等到第二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便已驾崩。
幸而朱翊钧没有在最后关头剥夺其皇位继承人的身份，七月二十三日，遗诏公布：“皇太子聪明仁孝，睿德夙成，宜嗣皇帝位。”｛9｝当然，这并不取决于朱翊钧的主观愿望，围绕朱常洛地位问题，各方斗争了三十多年，若能改变，早就有所改变，不必等到今天。
可对朱常洛来说，无论如何，终于熬出了头。现在，他是皇帝。登基日定在八月初一。
有道是：乐极生悲。这句话，用在朱常洛身上，再恰当不过。
他八月初一即位为君，八天后便病倒，第三十天即九月初一，便一命呜呼，独自在明朝同时创下两个纪录：当太子时间最长（足足当了三十九年），在龙床上待的时间却最短。
为什么刚坐上龙床没几天就一下子死掉了？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过去的三十九年人生，抑郁苦闷、意气难舒，眼看将及“不惑之年”，“解放”却突如其来，于是神魂颠倒。
所有记载都指出，朱常洛一旦翻身做主人，立即进入狂欢状态，全然不顾丧父之痛，日夜纵欲，尽情挥霍着寻欢作乐的特权，似乎想要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几十年不快乐的人生，全数加以补偿。
替这把干柴添上烈火，使之迅速烧为灰烬的，恰恰正是他以往不快乐的根源——郑贵妃。
话说神宗死后，郑贵妃心神不宁，多年来就继承权问题，与朱常洛结下的梁子非同小可，如不设法化解，恐有不测风云。她想到的办法，并无奇特之处，不过是最最通俗的性贿赂，然而收效甚著。她运用自己对男人心理的深刻认识，精选不同风味美女若干，于朱常洛登基之日，当即献上。
这批“糖衣炮弹”，有说八枚，有说四枚——查继佐记作：“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未十日，帝患病。”｛10｝谈迁记作：“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11｝文秉没有语及人数，却提供了更有意思的情节——郑贵妃所进，并非普通美女，而是“女乐”。“女乐”，犹日本所谓“艺伎”，乃“特种职业女性”。她们除容貌之外，都掌握较高的歌舞艺能，也要受其他媚术的培训；她们不必是妓女，身份比操皮肉生涯者高，然倘有必要，所提供的“服务”不单可以包括任何内容，质量也非普通妓女堪比。文秉甚至很具体地说，“以女乐承应”的那一天，“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体由是大剧”｛12｝。“一生二旦”，指女乐中一位扮演小生的演员，和两位扮演旦角的演员。朱常洛这夜上演“挑滑车”，一人独挑三位职业青春美女，甚而车轮大战，由此病体缠绵。
对普通人而言，性生活过量而致人死命，除在艳情小说中见过，现实中很难想象。但我们不能忽视，朱常洛的情形与普通人很不一样。李逊之分析了三个原因：第一，朱常洛多年偃屈抑郁，兼营养不良，体质本来就弱（“上体素弱，虽正位东宫，供奉淡薄。”）。第二，继位前后，操持大行皇帝丧事，应付登基典礼等，劳累过度（“日亲万机，精神劳瘁。”）。第三，贪欢过度（“郑贵妃复饰美女以进。”）。｛13｝确应视为此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前两条，都不足致命，美女是关键。美女甫一献上，“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14｝。换作一副好身板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淘空了。
况且，还并不是“一夜风流”。郑贵妃“饰美女以进”，是在登基的当初；到病情传出宫闱之外，已过去了七八天。七八天工夫，确实可将打小“素弱”的朱常洛榨干，渐失人形。
他的这些变化，人们都看在眼里。百官顾不上含蓄委婉，直截了当加以谏劝。八月七日，御史郭如楚奏请皇帝“起居必慎【起居必须谨慎】”，“嗜欲必啬【欲念必须收敛】”。八月八日，御史黄彦士致言认为，皇帝身体本来单薄，“急在保摄【保身摄神】”，“然保摄之道，无如日御讲读；接宫妾之时少，接贤士之日多”。“以练事则嗜欲夺而身益固【勤于政则无暇纵欲，从而有益于健康】。”八月九日，工科给事中李若珪就朱常洛亲政提出五点建言，第一点就以“保圣躬”为题，将话挑明：“天下劳形摇精之事，多在快心适意之时。一切声色靡丽，少近于前，则寡欲而心清、神凝而气畅。”｛15｝
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房事！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