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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称为民主官从制，属于限制较多的自由买卖制，即本地区商人只能从官方机构购入食盐，然后可在本省自由贩卖，或者在官衙指定的范围内自由运销，包括云南、福建两省；
第四种称为附带商制，在西北僻远地区。因为人烟稀少、交通困难。官府对于盐政管控较有难度，于是便将盐税随同田赋按照某个固定比例一同征收，然后允许民众自由贩卖、购销。主要包括新疆、甘肃（含青海）、外蒙等；
第五种称为引岸制，属于严格控制的商人专卖制，在这个区域内，有关食盐地运销由在官府注册地殷实商人承担，这些专商捏有多寡不等的、由原来户部印发的特许证——引票（盐票），。u。。缴相应地固定税额后。盐商按照引票确定的规模，每年可向指定盐场的场商（也本身兼为场商者）或官收机构购入一定份额的盐斤，经批验所核定后起运，经过关津，照例盘查，引、盐相符的即可放行。包括直隶、两江、湖广、江西、浙江、山东、山西等主要省份。
引岸制里面的学问就多了，载泽意图改良地针对性也主要是针对引岸制。
在引岸体制下，盐商所运载的食盐到达制定盐岸（限定销售场所）后。或者批发给当地商贩经销，或直接开设店铺零售给个人。这些盐商形象地被叫作运商，或引商。势力大的，一个盐商拥有数个盐岸。势力小的，有可能几个盐商合起来拥有一个盐岸。认引多者又称总商。认引少者谓之散商，但无论势大势小，盐商都是当地商界的头面人物，拥有不可小觑的运动能量。
按照规定，这些商人持有的引票可以世代相传，成为一种可继承的特权。虽然按照最初地法律，引票不准私下辗转售卖，但由于引票背后所蕴藏巨大的垄断利益，使得引票逐渐演化成为一种有价证券。相沿既久，抵押转售已成了习惯。
甚至很多运商自己并不直接经营，而将引权租给他人办理，从中进行资本盘剥。按照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引票来区别，那些占有盐岸者被称为业商或寓商，而那些租用他人引票进行经营的称为租商。
由于食盐销售地高额利润回报，引票的价格越来越高，很多运商本人并不参与直接经营，只靠着引票地边际效用所带来金钱而发财。光绪年间，两淮之处有“一票万金”之称呼，那张小小的，原本根本不值什么钱的纸片带来的效用超过同样投资价值的10倍，让人何乐
更有甚者，有人居然还以引票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入大宗款项。这种制度积弊重重，但因为朝廷为了盐税征收的方表与可靠，并可以随时以各种名目向这些商人索取大量额外的费用。在全国多数地区维持这种制度是由于收税便利，有可靠的保证而继续存在的。
由于销盐有岸，行盐有引，盐商的销售渠道和销售市场得到了充分保障，他
染指盐的运销，即便有也被官府和盐商视为眼中钉肉予以拔出，贩卖私盐在《大清律令》当中是比贩卖毒品还要严重、恶劣的罪行。
在垄断体制的保证下，盐商享有着充分的独占地位，无他人竞销之虞。食盐运到岸上后，不法商人或者掺砂掺土，或者减秤抬价出售而发家致富；盐务官吏视之为唐僧肉而分一杯羹，索贿受贿，上下其手，不管再穷的省，盐运使都是肥缺。而广大民众即便肯出高价，也只能吃到质量低劣的苦恶之盐。
有些边远地区由于交通不便，运输成本高、风险大，同样分量的盐所能获取的利润就少，在这样的情况下，盐商巨头就对行销边远地区很不热心，经常造成偏僻地区食盐供应的中断，由于食盐是人体必需品，升斗小民为了一、二斤盐，说不定要费上好几天的功夫排队购买——其情形与中石油等控制燃料销售何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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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种种弊端，载泽一上来就放出风声，主张全面实行奉天省体制，允许商民就场完税后自由贩卖食盐。但这样一来，财政部必将废除盐商们费尽千辛万苦才弄来的引票，他们安得不惧？
是故，长芦盐商听说载泽等抵达天津后，便在张镇芳的带领下组成了庞大的团体前去拜见，名义上是为盐政改良考察团接风洗尘，实际上试图前去游说载泽放弃这个方案，他们所持有的理由便是——各家盐商已经为手中的引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怎么能说废就废？
载泽的态度很强硬：“为什么不能废止？朝廷与户部当时下发引票之时明确说过不准私下转让，你们私下转让朝廷不来追究已经作罢，非要把原本无甚价值的引票炒到万两、几十万两银子一引，只能说你们利令智昏……”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众盐商从大义上讲根本无从辩驳。眼看那些饭桶还要出口辩驳，张镇芳唯恐局面搞僵，立即打着圆场说道：“钦差使团远来疲敝，现在将息一二，亲请诸位先行回去，过几日再来商谈不迟。”
载泽原本颇为自负，但临行前林广宇对他有过一番敲打，对此情形也予以了淡化处理，只说：“诸位，无论如何改良，朝廷绝不会让大家吃亏。”
有了载泽这番表态，众人的态度平和了许多，纷纷告辞离去。
自熊希龄赴直隶清查盐务后，张镇芳便感觉日子难过了起来，他虽然挂着直隶盐运使的头衔，原本该是官府在直隶盐政上的总代表，但这么多年他早就为盐商所喂饱，成了他们豢养的一条哈巴狗，主人现在既然有难，他不得不拼命摇晃狗尾巴进行讨好。
张镇芳刚才说的一番话虽然同样无懈可击，但究其原因，还是试图寻找说服载泽等人回心转意的办法。至于政治上是否遽然变动，他根本不予关心。
傍晚时分，长芦盐商中的几个头面人物私底下在张镇芳府上碰了头。
“这次盐政改革，是不是朝廷财政困难要弄几个钱花花？果然如此，也不必大废周折，只消将实话告诉我等，我们准备报效即可，何必弄出这么大动静。”
“是不是泽公爷他自己想借此机会？”有人在旁边比划了一个点银票的手势，道，“倘如此便好办，只要我们恶狠狠地砸下去，肯定是可以办成事体的。”
“岑春煊那个恶心东西软硬不吃，我倒恐怕这次事情是他一头挑起来的。”
“对，只要瞒过岑春煊，泽公那里便好办多了。”
听着这些漫无目的的回答，张镇芳有些惊慌，但不知道是为了自欺欺人还是试图安慰这批肥头大耳的主顾，他决定拉下脸去，亲自去求见载泽一趟，探讨朝廷究竟是何种用心，这不仅关系着他的前程，更关系着他的项上人头。对于岑春，他是不愿也不敢见到的。
可惜的是，此时醒悟过来已经晚了，按照岑春煊的名单，头一个要办的重犯便是张镇芳，除了他以外，还有一大批人要跟着倒霉。自求多福吧……
第三卷
第三十七章 … 狗急跳墙
方就任直督后，虽然获得了“疆臣之首”的尊荣，但由于不兼北洋大臣的差事，在权势上不要说与李鸿章、袁世凯相比，就是与杨士骧比较起来都要差一大截，而且自抵达天津后，接连被林广宇下旨训斥了好几次，虽然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后果，但却足以让其感觉郁闷，尤其是永平事件、张勋事件以后，让他愈发认识到直隶局面的棘手。
对于朝廷改良盐政的提议，他从心底并不以为然，认为这将剥夺天下督抚对于地方财政的控制权，是朝廷与地方政权的开始。但在直督这个位置上，他没有了往日担任南洋大臣的本钱，而且屡屡为林广宇所训斥，至少在表面上不敢明目张胆的反对。
当然，朝廷所宣布的查办盐商说得由朝廷与直隶一家一半的好处也让端方怦然心动。经过维新元年的财政清理，直隶和北洋巨大的财政窟窿已经显现，端方虽然不必为这个窟窿负责，但却负有填补窟窿的义务，朝廷的这番表态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既然拦不住查办的势头，那么干脆顺势而为，为直隶捞取一些好处便成为他次优的选择。
而岑春煊作为钦差大臣的到来，更让端方有一种惴惴不安的感受——“官屠”名声在外，维新元年打了三个贪污集团，岑春煊在其中出力甚多。在疆臣任上，端方与其余官员一般。并非毫无可供指摘之处，所以对岑春煊亦极为忌惮。有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岑春煊铁了心要查办不法盐商，端方断然没有强行作梗地必要。
是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