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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自己从早到晚除了自己的职责还到处找活儿干。他们对阿布杜拉缺乏积极主动『性』倒还能理解，但这两位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应该光等着别人下命令啊。同时，尤利、乔治和阿布杜拉也对诺曼和卡洛感到恼火，觉得他们两人的军队作风太过火了，他们动不动就下命令，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平心静气地讲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放松下来享受生命。而且，圣地亚哥很会躲躲闪闪，每当要搬重物时，他先是弯腰动手来搬，然后招呼其他人来帮忙，等别人一来，他就直起身来，笑眯眯地指挥着肌肉发达的乔治、尤利和阿布杜拉搬运。诺曼和卡洛因为我这个领队从来不把躺在睡袋里午睡的人叫起来帮忙，任由愿意主动干活的他们忙着，也觉得心里不平衡。而另外三个人觉得我应该管教一下那些老下命令的人，让他们说话的时候友好一些。这又不是军舰，也不是阿尔卑斯登山队：我们七个都是同伴，互相平等。
但是奇迹发生了。尽管有上述种种小摩擦，但是都没有发展成“远征热病”，大家都尽力去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在这里，圣地亚哥的和平主义哲学让大家都获益匪浅。尤利和乔治不得不敬佩起诺曼和卡洛来，因为他们的积极努力改善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条件。诺曼和卡洛也改变了对尤利和乔治的看法，因为他俩的任务最为艰巨，而且他们乐于助人，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或是别人有需求，他们一定会伸出援手。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外交家，也是我们的心理学家，帮尤利医生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我们的医生尤利勤恳负责，而且从不言倦。大家都喜欢阿布杜拉的机智和好学，以及他对异国文化的快速适应能力。阿布杜拉也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亲身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尽管除他外我们都是白人。他会央求尤利用『药』让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长胡子，却不明白梳洗整洁的尤利为何每天早晨都要坐在船尾刮胡子，而其他人都开始蓄起红须黑胡。既然脸上不能长胡子，阿布杜拉就开始留头发。他不再剃头了，以前他的头皮一直又黑又亮，犹如漆皮。后来，他长出一头密密的卷发，他把那枝木匠笔往头发里一『插』，就像是戴了个红发卡。
乔治有一些怪癖。他白天很容易入睡，可到了晚上，不抱着枕头听着音乐就睡不着。为此，他带了一个录音机和几盘心爱的流行音乐磁带。我们睡得离他远的人倒不会受那音乐的干扰，因为纸莎草船和缆绳的声音能盖过它，可是圣地亚哥就不得不同乔治一起吃尤利给的安眠『药』了。录音机日夜不停地播着乔治的流行音乐。可有一天，录音机不见了。半分钟前我还见到它在船桥上，在阿布杜拉的脚边。阿布杜拉背对着录音机，正在『操』舵。当时诺曼有半个身子吊在舷外，在绑一枝桨。我和卡洛、圣地亚哥忙着跑前跑后转移船尾的货物，尤利和乔治在船舱另一边忙活着。乐声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两分钟，尤利从船货上爬过来开录音机。录音机却不见了。乔治到处都搜了一遍，船尾，船头，褥子下面，船舱顶上，哪儿都没有，永远不见了。是谁干的？这位非洲柔道冠军怒气冲天，像只发怒的大猩猩。是谁？谁把他的录音机丢到海里去了？这下他的这次航行算是结束了，完蛋了：没有录音机他怎么睡得着啊！谁？是谁？谁干的？他的喊声震耳欲聋。没法睡觉了！小萨菲爬到桅顶，逃得远远的，她可不要因此挨骂。
可能是阿布杜拉把录音机踢下海去的，可是他也酷爱音乐，大概干不出来。诺曼够不着它，尤利一直在乔治旁边没离开，那只能是我们三个在船尾来回走动的其中一个了。只有卡洛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搬东西。一定是卡洛！我心里确定无疑了。他一定还对乔治怀恨在心，于是就干出这种事来。荒唐！这一点都不像卡洛。现在我们全都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
“乔治，”我说，“你现在做事已经井井有条了，可你怎么会把录音机放得离你那么远，让它掉到海里去呢？”
“可能离舷边不远，”乔治说，“可它顶多会掉在船上，也不会掉到海里去啊。”
我内心同意这话，可我得救一救卡洛。
“如果它掉在右舷角落里，”我坚定地说，“有人在右舷走过时碰了它一下，它就可能掉进海去了。”
乔治又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搜了一遍，然后一头钻进睡袋，立即睡得死死的。我们也不把他吵醒，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直到卡洛欢快地吹起口哨，告诉大家开饭时间已到，他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早餐，是火腿煎蛋。饭菜如此好吃，谁还能同卡洛生气？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过录音机。直到我们登陆上岸后，有一天圣地亚哥把手搁在乔治的肩膀上，他才平静地对乔治说：
“乔治，那台录音机，我得赔你多少钱？”
我们都大吃一惊。乔治慢慢地转过身，转得慢极了，面对着满脸微笑的墨西哥小个子。
然后，他自己咧嘴说道：
“什么录音机？”
这事才算结束了。
“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后来问圣地亚哥。他坦言当初把收音机扔进海里时，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做得对不对，但是他深信：若让它继续一遍遍地播放下去，准有人要发疯，用它来砸它主人的头的。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我们七个人天天挤在船舱里，好像参加一个不散的筵席。“太阳”号继续前行，可水天的景象从未变过，似乎一直都在循环。从6月4日到9日，海浪很高，但并不猛烈。微风拂面，弄得好些人昏昏欲睡。纸莎草船也不咆哮做声了，发出猫晒太阳时候的咕噜声。诺曼说他有些担心，因为我们正在缓慢地朝西南方向漂去，要是再不起风，我们就有可能被卷入那来自『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沿岸的涡流。我们已经进入穿越大西洋的航道，所以随时可以见到客轮和货轮，或近或远。6月6日夜间，有一艘远洋巨轮，灯火通明，直朝我们开来。它的船头正对着我们，船桥的官员们很可能看不见我们桅顶的小煤油灯。所以，我们赶忙用手电筒光示意。风力很小，单靠舵桨，恐怕很难躲开了。那艘巨轮轰隆隆地开过来，灯光眩目，就要靠上我们了，突然向左一拐，机轮也关闭了。船桥有人发出信号灯，生气地指责我们，可是信号灯闪得太快，我们刚看清一个“请”字，那艘巨轮就由于自身的推动力，从我们旁边几百英尺的地方悄悄地滑行开了。它的螺旋桨再次转动起来，于是这个钢铁巨物轰隆隆地朝着欧洲的方向开走了。
第二天，海风仍是有气无力。这片海面清澈的水面上漂得到处都是黑『色』的沥青块，似乎无穷无尽。三天后，我们醒来发现周围的海水已经污秽不堪，我们都不敢把牙刷放进水里了。阿布杜拉要进行洗礼，我们不得不额外给了他一份淡水。大西洋从蔚蓝变成了灰绿『色』，而且十分浑浊，整个洋面都被油块蒙住了，油块小的细如针尖，大的有三明治大小，中间还夹杂着塑料瓶。我们就像是到了肮脏的城市港口。我当年乘坐“康提基”号木筏在太平洋上漂流一百零一天，从没见过眼前的景象。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确在污染海洋，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们星球的过滤网。眼前的景象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对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威胁有多可怕。船主们、厂主们和官方人士，也许在普通海轮上见过海浪在身边飞驰而过，可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几周以来都得用海水来刷牙洗脸。我们一定要向每个愿意聆听的人大声呼吁。东西两个阵营为了社会形式争论不休，却让我们共同的动脉─海洋成为满是油污废水的下水道，这对大家有什么好处？难道我们还停留在中世纪，以为海洋是无限的吗？
奇怪的是，当你坐到纸莎草船上，在海浪上漂『荡』，看着大陆在身旁慢慢漂过，你就会感受到大海不是无限的。5月份还在非洲沿岸流动的海水几个星期以后就到了美洲沿岸，漂在水上的脏东西只要不沉下去，或是被海洋生物吃掉，就也一样会这样漂动。
6月10日那天，海风刮起来了。阿布杜拉宰了最后一只鸡，家禽笼里现在只剩下一只鸭子了。那笼子很沉，被扔到海里，慢慢地就会吸饱水，沉到海底。但谁也不忍心杀那只鸭。于是，我们把它放了，取名为“辛巴达”。这以后它就开始在甲板上『乱』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