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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条”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号，共有四条：要求中国承认，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矿权利；
第二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内蒙的一切路矿和无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权，不许列强介入，并延长旅大租期为九十九年；
第三号，共有二条：要求中国承认，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其邻近矿山等，未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不得自行处理；
第四号，只有一条：要求中国承认，所有中国沿岸港湾及岛屿，概不让与，或租借与他国；
第五号，共有七条：要求中国承认，聘用有力日人为中央政、财、军顾问；日营病院、寺庙、学校，在内地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各地警察局；中日合办中国军械厂，划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铁路之制造权；筹办或整理福建省内的路、矿、港口、船厂，日本有优先权；日人有在中国布道权。
（全文见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七九九～八○一；复印自外交部原档《中日交涉始末》）」
这个二十一条要求，中国如果答应了，中国也就变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国不答应，日本就要海陆并进，一杆到底，中国绝无能力足以反抗；列强，除美国之外，均困于欧战，无力介入，而美国为顾虑菲律宾之安全，早已抛弃门户开放之原则，更不愿独力阻止日本向中国大陆之侵袭。日本的扩张主义者，对此早有心理准备。二十一条要求既经提出，他们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辈帝国主义的老话），中国的选择只是Bendor Peak（是弯腰，是毁灭，任君选择可也）。但是这项要求，日本虽强迫袁政府绝对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国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项亡国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经过青年顾维钧化装走后门，进入北京的英、美使馆之后，二十一条在二月中，就变成纽约、伦敦媒体的头条新闻了。消息一出，举世哗然。中华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华人社区，也就爆炸了。
读者公婆，我们设身处地想想，那时我们如果是在美国大学里读书，面对这种亡国灭种的风暴，我们在图书馆里还坐得下去吗？就在这关口，那时在康乃尔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便嚷嚷不可终日，可是那时也在康大读书的白面书生胡适，却写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国同学书”说，我们主要的任务是读书，劝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国事。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后来与胡老师在哥大谈到他这封信，我还向胡老师这个“低调俱乐部”的老祖宗，确实抗议一番。我说，为抗日救国而废学、闹学潮，固于事实无补，但是国家在此存亡绝续的关头，它那热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声不响，无动于衷，埋头读书，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还是个活的民族、活的国家吗？胡公亦不禁莞尔称是。
历史家如秉笔直书之，袁政府应付这次危机，还算得体。据日方秘档所记，在双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号诸条，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经四阅月的艰苦谈判中，自袁以下，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在长期交涉中，受尽折磨与屈辱则有之，细查中日档案，纵是一向有妥协倾向的曹汝霖，日方会谈纪录也说他“激愤之情溢于言表”、“情绪颇为激越”云云。（见《日置驻华公使致加藤外务大臣电，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载《北洋军阀》卷二，页八○九。）他们的卖国言行，则末尝有也。
其尤为难能可贵者，是曾经袁世凯通缉，袁谍日夜跟踪，悬赏捕杀的国民党诸元老；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在此国亡无日之时，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国难，共同倒袁。相反的，他们竟公然呼吁同志，“暂停革命，一致对日”。黄兴在美亦曾致书冯自由请转劝孙公“应即放弃讨袁工作，免为日本所逞”。这是何等胸襟？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对中华文明的潜力，每于此时穷处见之也。（见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吴相湘著前书，四篇，三十三章，第六节）
袁世凯后来为搞帝制，而终有遗臭。曹汝霖、陆宗舆在“五四”时曾为爱国学生追打之对象。我辈治史者何厚于此等问题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见虚构之也。
总之，经过四阅月之抗争，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国内外的抗日运动，和国际舆论之压力，二十一条中最凶残之“五号七条”，日人终被迫放弃。关于“第二号，第三条”，日本所要求的无限移民，及日商课税须得日本领事之同意，“中国方面绝对不能接受”（见同上）。然在交涉期间，日本已不断向南满、华北、长江（共有日本海军军舰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军事占领，迫于眉睫，而国内军民各界，和海外华侨，激于义愤，要求政府对日抗战的电报，如雪片飞来，然袁政府此时是绝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贸贸然作武装抵抗，那就无异于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委员长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轻，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不能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阅用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页四四○～四四六。）
【二十一条交涉误国辱国平议】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