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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但是这是中央政府在敌国大兵压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弄得臭名四溢，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还要强占我们的钓鱼台，并大力引诱曾经参加过日军的李总统归队。（见姜国镇译著《谈李登辉与“文艺春秋”的访问记》，载《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纽约版，页十二～十三。在李总统答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洁的访问中，李总统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利用来跟日本要钱的筹码。我断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宝岛上两千一百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李总统和袁大总统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了。）
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的十六年后，日本还是把我们的东北全部强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默许了“满洲国”的存在之后，还不是要在敌人枪尖之下，不断的签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协定》（一九三三）、《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秦土协定》（一九三五）？多着呢！二次大战后，中国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中国还不是把外蒙古断送了。这记断送勾当，窃国大盗袁世凯不敢为也；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不敢为也。不顾全国民意，而悍然为之者，革命救国的国共两党也，……国民党签约，共产党举双手赞成，而断送之也。外蒙独立，是两党为着私利，向俄帝行贿而断送之也。贫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华领土，台湾渔民自古以来，便赖以养家活口的渔场，东海之上的那个宝岛钓鱼台，光荣、伟大、正确的国共两党，不是为着私利，又正在加以断送？台湾的李总统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许了吗？为此，我们也断不相信，李氏的心态能代表宝岛之上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笔呢？如何下笔呢？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
「（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的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泽西州〗
六、记一失足的帝王梦——兼为古德诺教授喊冤
在本世纪之末，我们平心静气，摒除近百年来所积存的成见，并以近十余年来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所开放出来的视野与史料，再来回看世纪之初的纷纷扰扰，在比较史学的法则之下，我们难免也有一番觉今是而昨非的检讨。就以袁世凯来说吧，笔者始自孩提，可说就未读过一本对袁氏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超过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我个人对袁氏的议论，也可说是从全盘否定开始的。但是在忧患余生中，历经国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之后，霜晨月夕，闭目沉思，再佐以读破千卷史书的分析，余终觉人类也只是脊椎动物之一种，圣贤禽兽之分，那有若斯之绝对哉？从不同角度观之，禽兽圣贤往往却适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笔者不学，在史学中与袁某纠缠，所读不下数百万言，近年述而作之，盖亦在十万以上。袁世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语云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将货比货，吾为袁世凯悲，亦如余之为汪精卫惜也。二人一为“能臣”，一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节出入，纵有可议，皆无伤传世之名。二人之错，错在晚节，错在一念之间，一失足成千古恨。一为曹操，一为张邦昌，就遗臭万年了。汪精卫之失足，实由于身边那个才胜于德，做宰相大梦，而生就汉奸胚子的周佛海，联合汪氏泼辣褊狭的老婆陈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凯之失足，则由于他身边，那个才德不称，也做其宰相大梦，对现代政治知识实无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杨度，联合袁氏那位浑球“太子”、欺父误国的袁克定，把老头子拖下粪坑，其失足情况，与汪氏如出一辙也……。袁家骝教授向我叹息，说：“实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称帝，克定确是个关键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别无足述，而其人又无行。睌年竟以好“男宠”而破产破家，贫困以终。项城一代枭雄，而败在这么个败类的儿子之手，也真是窝囊之极。杨度此人则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党。亦见其为人与思想之反覆无常，而心比天高，口若悬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为这种ThinkTank所误，不败何待？然士君子为政，治国安邦，自应有其立身从政的原则与主见，而曰为小人所误，终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而已。在一个伟大而复杂的历史转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观条件，与转型过程中的各种客观条件，无一相侔，怎能不失败呢？思之可叹。
【古德诺的一阵东风】
上篇已简略言之，袁世凯斗垮了国民党之后，改组了官制，修改了约法，重订了大总统选举法，把自己推上既可传子，亦可传妻的终身大总统之后，事实上已经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顶皇冠和一个帝王名号就是了。真是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不到这阵东风，竟从太平洋的彼岸吹来，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1859－1939），竟适时的提出了一篇“帝制优于共和”的宏论。这一下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袁总统就真的订制龙袍、雕嵌宝座，要做起皇帝来了。
古德诺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时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院长、美国政治学会的创议人、当代世界政治学和行政学的权威，也是现代中国国际法的重要启蒙导师之一的顾维钧的博士导师。我国辛亥革命之后，传统的“王法”，开始向西方现代的“民法”转型，而自己无信心，乃向欧美和日本借才作顾问，便请到了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有贺对西方法学究有多大火候，暂不管他；古德诺倒的确是个权威，在纯学理上说，他对这个“顾问”（advisor）之职，胜任愉快，那是没得话说的。他是个第一流的政治学博士生的导师，但是做起转型期中、动乱中国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学）顾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国古语说，“文章不与政事同”，正是这话。他来中国所发生的影响，不在象牙之塔内的“政治学”，而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实际“政治斗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来华，根据中美官书，是通过“卡内基万国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绍而来的。但是实际介绍人，我怀疑是他在哥大所教过的大弟子顾维钧（1887－1985）。敲边鼓的则是顾的莫逆好友王宠惠（1881－1958）。王是民国第一、二、三届内阁中，耶鲁出身的最年轻的外交总长和司法总长，时年才三十挂边。顾维钧时任袁世凯的机要秘书，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岁。我曾以此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