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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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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内阁垮台的学理解剖】

中山返沪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内阁的忽然倒塌,总理大人弃职“失踪”(六月十五日)。袁总统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总长陆征祥继唐组阁。唐阁既倒,同盟会在唐内阁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陈其美、蔡元培也就跟着下岗了。蔡公原是个无关痛痒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飞扬跋沪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见上节小注);手握兵权党权,虎踞上海的陈其美、始终就没有北上就职。如今宋、陈二人既然总长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党,把同盟会扩大改组为国民党,然后来搞他个“政党内阁”,大干一番。

宋氏认为唐内阁只是个“混合内阁”,继唐而起的陆内阁,则是个“超然内阁”,在这个紧要的开国时期,兴利除弊,国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标是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由他来做总理,则中华民国其庶几乎……,且看他的同乡后辈的朱镕基,今日即颇有遯初遗风,朱氏今日的条件比宋教仁当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堕泪。纶巾羽扇,好自为之。

上节已言之,唐内阁的条件是不能再好了,为甚么不出三月便寿终正寝呢?其实这又是个转型的问题了。须知,依法唐内阁是个责任内阁,袁总统只是个虚君。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政治史里面,中国出了四百多个皇帝,除了少数的亡国之君像阿斗、溥仪等等之外,有几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开国之君,是个虚君呢?诚问文景、武宣、贞观、开元、洪武、永乐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虚君?相反的,我国历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现,几乎都是一宇号的雄才大略,君权神授,独裁专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国历史上,往往也是皇权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贪赃枉法。因为我国皇帝向来不直接管我们黎民百姓,管我们黎民百姓,分属“亲民之官”的县太爷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抚、总督的地方官。因比我们的皇帝陛下愈分凶,愈厉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在传统中国里,我门黎民百姓,对权力最大的皇帝,像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没有恶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当然我们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个个都做汉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贪恋酒色不喜早期的懒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辅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样,也有好坏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机弄权,由宰相晋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萧、曹、魏征、王安石。张居正,那就如钱穆所说的“副皇帝”了(见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卫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认为传统中国的“相权”,是制衡“君权”的法宝,比现代西方的三权分立制还要完美。其实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国相权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权?它只是君权的直线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汉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国的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们之间没啥制衡也。洋汉学家之中,有人说中国帝王专制是东方的极权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过份,而中国古代帝王其权力之大远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拟,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法国的路易十四,搞君权神授,说朕即国家,被历史家骂了数百年之久。试看咱中华统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个皇帝,不认为他的皇权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国的二十四史里,国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国家这个概念,在皇帝这一名词还未出现的春秋时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国古代的“天子”,除授命与他的“天”之外,谁也不怕。为使皇帝也有所畏惧,聪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灾异,都说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结束他自己的行为,庶几免遭天谴。宋神宗时代富弼为宰相时,就有人告诉神宗,自然灾界,是自然现象,他劝皇帝不要听“天意示警”那些鬼话。富弼闻报,大为着慌说:“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乃上书数千言,力辩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见《宋史·列传》卷七十二),富宰相万言上书,岂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爷,连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们现代中国的毛主席科学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实也未必。据说唐山大地震时,重病中的毛主席也惊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书屋被震塌了,会压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这也是个转型的问题。毛公既然从皇帝转主席,未转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惧者,今主席亦惧之,如此而已,没啥深文大意也……。这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民国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无待多言了。

总之,袁世凯当年是绝不可能做虚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让他做,当时尽人皆知的故事就说,每次唐总理晋谒总统时,袁之左右就说:“唐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说:“少川,我老了,以后还是你来做总统吧。”老友少川闻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内阁之中的国务员,像财政总长熊希龄进士,也不可能只听总理的话,而不听总统的话。因此,在熊氏与六国银行团交涉外债时,他几乎事事请示总统,而目无总理了。钱借到了,指派用场,总统也就顾不得总理了。还有啥责任内阁呢!客观的形势已教老唐无法再干下去,再来个王芝祥案作导火线,总理面子扫尽,老唐就“失踪”了……。王芝祥,直隶人,原是清末广西巡抚,附义革命,与同盟会比较接近。此时直隶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为直隶参议会一致推荐,唐总理乃签请袁总统加委。袁已同意,后来忽然改变主意,未经国务总理依法“副署”,便迳派王为宣慰使,回南京练邱,直隶都督由总统另行委派。这一来,民国政府就法制荡然了。袁总统既然“和尚打伞”,唐绍仪不愿做周恩来,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踪,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关于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历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读史者,都很难下绝对性的定论。“虚君”这个制度,原是以同盟会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设计的一套纸制枷锁,来锁住袁世凯这个实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劲,把这些纸枷纸锁,撕得粉碎,你说孙悟空“违法”,岂非不切实际的书呆子之见哉?如今八十六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军阀们甭谈了,就谈孙中山、中正、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们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伞”?他们撕掉的纸枷纸锁有多少套,还能数得清吗?如果孙蒋毛邓这四人帮,也都是一字号的大猴王,我们怎能独怪老猿呢?

话说回头,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础,法律才会有效。在一个法治毫无基础的社会里,独裁者必然会无法无天。西谚“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此之谓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说民主法治,因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笔者认为在近代中国,至少需时两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纪中叶以后;在我们社会文化第二次大转型的最后阶段,才能实现,这还是笔者最乐观的估计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凯时代,那会有影子呢?我们怎能厚责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孙的不同之点是,孙专好搞理想;袁则专要抓实权。袁的错是他贪得无厌,做了终身总统,还要做皇帝,这就不是个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眦必报,绝不中途罢手,与人为善,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孙、黄的革命派斗争时,在黄留守,唐内阁双垮台之后,同盟会在中央之内,可说是扫地出门。袁对他们是连个冷衙门,也不留一个。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会员,只分到粤、皖、赣三省,实力微乎其微也。袁总统和当今的李总统一样,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会在一败涂地之后,他们想卷士重来,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国会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国会:

【美国模式的中国国会】

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三条,“在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之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袁临时大总统在就职之后,也急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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