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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意见反过来又启发了毛泽东，几天来在脑海中徘徊的朦胧想法骤然变得清晰，一个大胆奇特闪现智慧堪称绝唱的主意就这么成熟诞生了，他接着周恩来的话尾说：你说得对，我们干脆宣布，只有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争上看，这好像是在开玩笑，中外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这种打法嘛，但我们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
常委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热烈，都说“单打双不打”看似不合常识，仔细一想，还真就是这个主意好。我们的许多政治意图政策宣示都包括在这个打法上面了，与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一致的，无弊有益，利在长远，完全同意、拥护。会议临近结束，刘少奇和邓小平提出，实行这样一项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模式，是否应发表一个声明，正式宣布双日不打、单日打？
毛泽东思索片刻，将手中最后一枝残烟揿灭，说：恐怕有这个必要。
关于声明的名义、主旨、内容，毛泽东没有具体再讲。常委们也不再深议，他们知道，这通常表明，此篇文章，毛泽东将亲自担任撰稿人。
不错，毛泽东在接连发表了几篇手笔之后，似仍感肺腑未尽，余言多多，还想同老朋友再聊上一聊，希望老朋友对那古怪而似滑稽的军事部署能够认真咀嚼，从中读懂他的一番苦心孤诣和衷肠心曲。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人生轨迹历史上曾有过四次交叉：
第一次， 1924年！月2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端庄持重，刚刚过了“而立”之年。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但他并非正式代表，只是列席会议，满脸沮丧的表情，显得心灰意冷。毛泽东作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在大会上发言，初向世人显示他不俗的才能。蒋介石坐在列席位子上侧耳恭听；此时他决然没有想到，同一个礼堂顶棚之下的这个湖南腔浓重的青年，竟是他毕生的政治对手。
第二次，1926年1月4日，还是广州，国民党“二全”大会召开。这一回，蒋介石今非昔比，作为“东征英雄”，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台上，向大会做军事情况的报告，心气炽盛地宣布：“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毛泽东也做了《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的报告。这是毛蒋首次站在同一个讲坛上演讲。当然，人们目光和注意力全聚焦在军事新星蒋介石身上。喜气洋洋虚荣满足的蒋某人似乎也全然没有预感到那个姓毛的书生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什么了不得的前途。
第三次， 1926年5月15日，戒备森严的氛围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刚刚于“三·二○”中山舰事件中打击了共产党的蒋介石高高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并取代汪精卫主持了大会，这意味着他已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了。而毛泽东则坐在下边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不被人们所注意。踌躇满志的蒋忙不迭地同显赫的政要们接耳笑谈着，大概已淡忘了那位湖南青年的存在。
第四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举行谈判。阔别了整整二十载的毛、蒋再度握手，两人强作欢颜，互用疑问的目光寻觅着对方的变化。他们又肩并肩地站好，接受镁光照相机的拍照，绝对珍贵的历史瞬间被永恒凝固。于是，我们从决定二十世纪中国命运两位关键性人物唯一的合影相上看到，毛表情严肃，两臂有些拘谨地下垂着，而蒋的两手却松弛地背在身后，嘴角抿出了自信的微笑。此刻的蒋，对和谈了无诚心，正沉浸在“及至部署完成，三月可解决匪党匪军问题”的梦幻之中。他肯定很难相信，三年之后，正是身旁这位与他个头几乎一般高挑的中年人，把他赶到了海隅孤岛。
青年与中年的毛、蒋四次见面，记录了国共曾经两度合作的历史。国共会否捐弃前嫌第三次合作？长期以来，既是各界评论的话题，也是人们殷殷的期望。老年的毛泽东对此从未下过结论。但，我们从五十年代他对老朋友说的那许多掏心话语，大致可以判断，如果园共能够再度携手以促进国家统一，他是准备着第五次向老朋友伸出手去的。
遗憾，两位老朋友的直接交往，在重庆便打上了永久的休止符，他们最终也未能实现划时代的第五次握手。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毛泽东于五十年代所阐发的那些闪烁着睿智之光的思想， 在八十年代被另外一位世纪老人继承发展成一个叫作“一国两制”的构想。虽然这构想在台湾海峡两岸尚未开花结果，但毕竟在深谷沟壑间铺架起了可以你来我往的桥梁，而香港的回归更使它由理念的蓝图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象。是否可说，在中国统一的征途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已经过去，地平线正隐隐萌动着希望的曙色？
当年，毛泽东从重庆返回延安，在场家岭的窑洞前，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说道：“蒋介石说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再出个太阳给他看看！”
历经血火的打拼，毛泽东如愿以偿，在古老的国度升起了一轮新日。但是，原来那个过于炽烈火辣几乎把神州烤灼成焦土的太阳却并未陨落，它只是黯然失色地让出了穹苍的主要位置，躲在了天涯的一角。
从同样不能允许“天有二日”，到争取那一个不曾溅落的残阳与这一个冉冉升腾的旭日共处于湛蓝蓝的同一顶天空，毛泽东和他同事们的思维突破了传统的窠臼，超越了五千年时空，跳跃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峰巅。
毛泽东战胜蒋介石的原因成百上千，而其胸怀比对手宽广、大度、兼收、包容，应该算一条。
10月26日，毛泽东晨起，洗漱，早膳毕来到书房，当日的《人民日报》已经摆在了案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标题通栏，赫然醒目。
毛泽东将文章又读一遍，面露微笑。他吩咐秘书，将梅兰芳的唱片找来，欣赏一段。
音乐响起，旋律优美，婉转绕梁。毛泽东的手指在沙发扶手上轻轻敲击着节拍，小声跟着哼唱。他是个京戏迷，听戏，是一种调节松弛脑筋的休息，也是写了满意的文章之后愉悦舒畅心情的表达方式。
毛泽东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诗词成就堪称当代第一大家，连反对他的人都不能不为之叹服。其实，他政论文章的辉煌毫不逊色于诗词，1958年的几篇“文告”便是其中的佳作代表。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发表《评国防部文告的风格》一文，认为：“一般政府文告的特点是态度严肃，语气庄重。国防部几个文告不仅做到了这一点，同时进一步吸取了散文中生动、活泼的笔调。一方面庄重严肃，气势磅礴， 另一方面， 娓娓而谈，又让听话的人感到亲切。”还有人把1958年这几篇“文告”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前出师表》、韩愈的《论佛骨表》、丘迟的《与陈伯之书》等并提，说“文告”无论思想文采，结构谋篇，在中国政论散文史上都具有“承继传统， 昭启来者” 的地位。如此比较是否妥恰容再议，但“文告”所阐发的新鲜观念，以及用辛辣、无拘、恢谐来表达重大、严肃主题的笔法，确是可以传世。
曲罢，毛泽东同秘书们谈话。秘书说：昨天的“文告”若叫中宣部、外交部或报社编辑来写，恐怕不是这么个写法。毛泽东听了仰天大笑，道：写文章要善于抓动向。美国人想从金、马脱身，杜勒斯几次讲话就显露了这个动向，还有美、蒋矛盾有时很尖锐的动向，《人民日报》都没有抓住，编辑部也不大会写文章。一说到应该如何写文章，毛泽东精神大振，兴致勃勃，抒发心得，交流体会：
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开头就提出来，也可以说是破题。
“文告”一开头就提出台澎金马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
人自己解决。这个思想贯穿全篇。整个“文告”，从表面上看，似乎写得
很拉杂，不连贯，但重在有内在联系，全篇抓住这个问题不放，中间虽有
穿插，但始终贯彻这个中心思想。《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就是
这样写的。
文章要形象化。“文告”中不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
门、大担、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