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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而非突变》《军心所向，决定成败》《各地态度，更趋重要》等一系列社评。
从10月13日起，“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得到证实前后，他接连发表《北京发生的重大事件》《未来变化，仍然很多》等社评。18日，他在《打垮江青，普天同庆》社评中说：“廿七年来，中国内地很少有哪一件政治变动得到群众这样普遍的真诚拥戴。甚至在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对此事不喜。”
他在当月20日的社评中为邓小平鸣不平，说罢免邓党的副主席和副总理职位，“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这是不符党章与宪法的”。1977年7月6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将复出的消息。7月中旬到下旬，他连续发表了《邓系人物纷任要职》《邓小平位居第二》等社评：“邓小平恢复了党政军的七个职务，而声望之隆，更是他生平所未有，隐隐有凌驾于华国锋之势。他有才干，有声望，在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地方上布满了亲信旧部……”
① 《明报》1973年6月5日。
1978年12月《明报月刊》推出“邓小平与中国政局”专页，共有五篇文章。1979年3月，又有“邓小平访美特辑”。
金庸对内地开始充满期待。
1980年，他在台湾谈到大陆在文艺创作上的趋势放宽了。“中国是大的！大中国怎么能任少数人意向所使、翻云覆雨呢？形势是自然而然与人的心灵相启发、相印证，从文学艺术或是哲思玄理之间，我们可以管窥出一些历史发展的端倪，人们必然一步一步走向自由、开明、宽容而民主的理想。据我个人三年来的观察，大陆上人民的一般心理，正有以上的倾向和趋势，至少已经公开承认台湾三十年来经济上的成就。这从某方面来说，称得上是进步的基础。”①
1981年6月16日，他在《中共历史展开新页》社评中断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标志着打倒“四人帮”以来的过渡时期正式结束。一个月后，他应邀访问内地，行程由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中国旅行社安排。相隔二十年，金庸终于踏上了这片魂牵梦萦的土地。
二、敬佩邓小平
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1966年9月27日，头条报道邓受批判：10月22日，报道红卫兵大字报公开指名要求刘、邓下台；25日报道刘、邓被斗达高潮，有小册子攻击刘、邓和彭真为“三家村”。12月10日，金庸在《若审彭真，意在刘邓》社评中指出：“彭真早已被搞倒、搞垮了，公审只是一种‘搞臭’行为。真正目的甚至不在搞臭彭真，而是公审彭真，意在刘邓。杀鸡儆猴，叫那些‘被蒙蔽的糊涂同志’赶快向左派投降，不可再附从刘邓派。”10月26日“自由谈”副刊刊登《我希望刘邓派获胜》，这也是他的心愿。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148—149页。
1973年4月13日，《明报》报道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次日他发表社评《邓小平又做副总理》。1976年，邓再次下台，挨批，《明报》大量报道，阅情他的遭遇。
1977年7月25日，邓复出不久，他称誉邓，“能干而刚强，坚韧的性格，当然是不会改的”。邓一生起起落落，沉而复起，是金庸最仰慕的两个当世人物之一，当年内地批邓很激烈的时候，他曾听人说，邓对批判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
金庸很钦佩邓小平的硬骨头，认为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他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单是刚强，当然不够……必须不顾自身的荣辱安危而坚持正确的主张，这才令人佩服。”他当面对邓说：“我一直对你很是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很感荣幸。”这不是虚假的客套，而是金庸内心的真实想法。
因为迟到了几分钟，邓小平已在门口迎接金庸和家人，金庸随邓从大门走进大厅时，邓称赞他的武侠小说：“好得很，我也很爱看，每天都看这么几页！”他回答：“那没有什么价值，当作娱乐消遣吧！”邓说：“讲中国人的英雄豪杰，好得很啊！”①在他听来，即使在邓随后的谈话之中，也不乏英雄豪气。邓说：“我右耳有点聋，请你坐在我左边。”坐下之后，邓说：“对查先生，是知名已久了。《明报》时常有独特的见解，不过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他回答：“是。有些看法并不相同。”
那天金庸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邓小平只穿着白色的短袖夏威夷衫，对他说：“今年北京天气很热，你除了外衣吧。我是粗人，就穿这样的衣服见客，咱们不用拘礼。”所以金庸把外衣脱下了。
谈起不久前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的人事变动，金庸说：“邓副主席本来可以当主席，但你坚持自己不做，这样不重视个人名位的事，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有的。这令人十分敬佩。”邓回答：
① 《明报月刊》2004年9月号，35页。邓的女儿邓楠告诉他：“我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金庸图录》，《紫荆》特刊2009年第1期，14页。
名气嘛，已经有了，还要什么更多的名？一切要看得远些，看近了不好。
我身体还不错，没有什么病，但毕竟年纪大了，现在每天只能工作八小时，再长了就会疲倦。……
我们担任领导的人，也不能太忙，往往越忙越坏事。
金庸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盼望国家领导人‘清静无为’。共产党人当然不能‘无为’，要‘有为’。但领导人心境清静一些、工作清静一些，还是好的。”邓回答：
担任领导的人，不能出太多的主意。如果考虑没有成熟，不断有新的主意出来，往往要全国大乱。政治家主意太多是要坏事的。领导人宁静和平，对国家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
你们《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当国家主席，资格嘛，不是没有。不过我还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人民办点事，一当国家主席，恐怕要缩短寿命。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一百二十多国，每年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到中国访问，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许多应酬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搞得多了就很累。
金庸说：“是的。许多年前，在‘文革’时期，我写过几篇社评，希望周恩来总理节省精力，注重健康，例如西哈努克到北京来，周总理总是去机场欢迎，举行宴会，敬酒，就不大必要。”1972年8月19日他的社评《人民第一，外宾第二》称：“周恩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虽然精力过人，但这样的消耗体力和精力，长期如此，总会支持不住的。……不应当让外国客人占去他太多的时间和精神。……他就是自己休息娱乐，什么事都不做，也胜于日夜不休地接见外国客人。”
邓小平在会谈中客气地问金庸：“查先生做新闻工作，接触到的人很多，大家对我们有什么意见？”他坦言：“主要的意见是，希望目前的政策能长期推行，不要改变。大家有些担心，不要目前的政策执行了一段时期，将来忽然又变了。因为过去的变动实在太多，令人不能放心。”邓表示：“那是对的。国内人民的主要意见也是这样。”
一个是三落三起、饱经忧患的中共领导人，一个是二十多年来常常执笔论政的报人，两人的交谈是坦诚的，不用外交辞令，没有什么拐弯抹角，尽管也有不同的意见。讲到“文革”，邓说：“中共过去犯了重大错误，现在我们自我批评，自己纠正错误。自己承认错误，纠正错误，是非常重要的事。”“‘文革’之前，党有很大威信，大家相信党，听党的话，很守纪律。那时也搞经济调整，下放两千多万名青年下乡，根本没有问题……但十年‘文革’，不但没有党的领导，甚至没有了党。”金庸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这件事中，多多少少会有强迫的成分。”“党虽然有威，却未必令人敬服爱戴。最好用物质鼓励、优惠条件等来使人心甘情愿去做任何事。”不过他当面没有说出来。①
谈话结束，邓小平对金庸说：“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一直送到大厅外，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金庸是邓小平在人民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