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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在世，受元老们的保守影响，小蒋放不开手脚。金庸的预测是准确的，他目睹了老蒋去世之后一步步的变化。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发生，军法大审，《明报》社评的基调是节制、温和的，批评并不尖锐。他对蒋经国有好感，也敏锐地感受到了台湾一步步的变化。
① 《蒋介石逝世与台湾局势》，《明报》1975年4月7日；《台湾局势不致剧变》，《明报》1975年4月8日。
1981年10月1日，金庸发表社评《和平统一是共同愿望》。1982年中秋节，他在《明报》发表社评《和平统一与条件成熟》说：
海峡东西两个政权，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到近年对峙形势逐渐缓和，怨毒敌意渐渐消减。虽然双方立场仍旧大有距离，但至少已共同肯定“和平统一”为全国人民愿望，也就是双方所要共同致力的目标。这已经与一两年前大不相同，更比一二十年前的对抗情势好得多了。
这是蒋经国全面主政的时代，“行政院长”孙运璇这年6月10日说，只要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差距不断缩小，中国和平统一的条件就会渐趋成熟。金庸对此评论，虽然双方对于“条件成熟”的看法不同，但“条件成熟”为事所必需，那是大家都同意的。①他当面对蒋经国说：
我年轻识浅，不敢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但爱国之心，和蒋先生并无二致，盼望蒋先生保重健康、适当节劳，学一学诸葛亮，偏安一隅，建设台湾，发展经济和社会，千载之后，遗爱在人，不要学诸葛亮六出祁山，大耗资源和民力兵力。②
1984年1月10日，在论及香港问题的社评中，金庸再度谈到两岸统一：
至于中国大陆与台湾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改革演变，香港人基本上无力予以影响，我们只欣赏与赞扬他们积极地努力，或许偶尔提一些善意的批评建议，真诚地希望双方在各方面不断进步，相信每一方面任何进步都有利于国家民族，有利于和平统一。因为当中国大陆和台湾各方面都充分现代化之时，双方思想与制度上的差距自然会缩小，疑忌会减少，和平统一也不是难事了。①
① 《明报》1982年10月1日。
② 《深切悼念余纪忠先生》，《中国时报》2002年4月13日。
1986年台湾解除“戒严”，先后开放报禁、党禁，《明报》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1987年2月14日的社评《台北当局将开放报禁》，标题是楷体，不一定是金庸执笔，但可以代表他与《明报》的意见。台北不久前解除戒严令，开放党禁——
使民间反对派有权正式组党参政，这是国民党促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大得人心。又解除维持了二十多年的报禁，事实上并不威胁到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只不过逐渐改变其“领导方式”，因而使其领导地位可以由“专政”的基础转移到“民主”的基础，因而有机会更加巩固。
早在1973年访台时金庸就察觉，台湾力图成为中国的模范省。他希望台湾的各种设施都能成为全中国的榜样，最重要的榜样，“是要确立一种长期性的制度，使得人民有权选择政治领袖，有权力监督政府”。“应当由人民叫政府做什么不做什么，而不是由政府叫人民做什么不做什么。”他说，在这方面，台湾还有一条漫长的道路要走，当时还说不上已经起步。岛上后来的变化与他的思路吻合。
出于对两岸统一的心愿，金庸始终想在两岸之间寻找平衡，力图做到不偏不倚，他不仅是台湾的常客，也曾三度成为中南海的座上客，“在海峡两岸吃得开”。1993年12月31日，《明报》董事局启事说：
查先生与《明报》对两岸执政者一向抱持和而不流，乃至《中庸》所谓“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之态度。1973年查先生访问台湾后所撰长文《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对台湾偏安与图强之各种现象作深入生动之勾勒，传诵一时。
① 《利国利港，利人利己》，《明报》1984年1月10日。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一、数十年来乡愁
故乡无时不在金庸的心中，50年代他在《大公报》工作，对新政权的肯定没有因父亲被杀而改变。《三剑楼随笔》中有《舞蹈杂谈》一文，他说，“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马援见汉光武》一文也有借古颂今之意。①
1959年《明报》创刊以后，金庸强调不左不右，绝对中立，但他的社评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批马寅初人口论等，多持批评立场，如1959年8月9日的《人定胜天，天定胜人》、8月26日的《中共已解散人民公社？》、8月31日的《大跃进还是大跃退？》。1960年4月18日，他在社评《马寅初与中国人口》中说：
人口多少，有关整个国家的国运隆替，是极重要的百年大计。
① 金庸等《三剑楼随笔》，85、135页。参考刘国重新浪博客《读金时代》。
马老先生做不做北大校长，这件事关系并不很大，但内地每年增加一千二百万到一千五百万人口，却是一件头等的大事。
“文革”时期，金庸更是每天关注内地时局，写下了大量社评，多有尖锐的批评。
1971年以后，金庸对内地政局的看法渐渐有了变化。这年10月，北京进入联合国，1972年，中、日建交，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内地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明报》社评对内地的肯定逐渐增多。1971年4月17日的《一求安定，二求自由》社评中说：
我们并不完全同意中共一切对内对外的政策，认为有些措施大有可资批评之处，但近来它采取对外国政府友好合作的态度，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人民，也有利于本港局面的安定。在这一点上，我们表示赞扬。
1972年1月29日，他在社评《作读者的耳目和喉舌》中说：
自1959年5月20日创办以来，言论态度始终是一贯的，对中共和台湾，有时客气些，有时批评得严峻些，那决不是我们的立场有什么改变，而是两岸的政策有所改变之故。在“文革”之前、“文革”时期、“文革”之后，本报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政策大不相同，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反映了广大读者的看法而已。
我们在两岸政治力量管辖不到的地方，有机会畅所欲言，代表数十万读者一泄心中的感想。如果当政者认为海外这一部分中国人完全是胡说八道，那也尽可置之不理，如能由此得悉一部分中国人的意见，说不定愚者一得，也有些参考价值。至少我们这数十万人的意见是发表过了。批评的意见尽管听来甚为逆耳，尽管其中错误可能很多，总是比一味歌功颂德有价值些。
当时，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了一部记录片《中国》，全片充满漠不关心、毫无兴奋的隔膜感，片头有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国家”。6月5日，金庸在《明报》发表社评《“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说，在近年访问内地的外国人、外籍华人的游记或谈话中，我们明显地体会到，他们对于中国的前途，对于中国老百姓的欢乐忧患，几乎绝无例外地表示了“没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他认为：“最值得重视的是本国人民的意见，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了解得最清楚，对自己国家的前途最为关心。其次值得重视的是住在海外的中国人的意见，就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多多少少总还存着一些希望，将来或许回内地去居住生活，对于中国的一切，怀抱着‘忧虑与急迫的感觉’。”“忧虑与急迫”的心情，是从“爱”与“关怀”的感情中产生的。①
1950年北上求职失败后，金庸于1953年去过上海、杭州，在西湖六公园与同学朱帼英、沈德绪和胞妹查良璇留下了合影。他还短期地去过广东几次，到过深圳、广州、佛山、从化、新会等地，最后一次是1962年，其间他一共到过内地八次。
1973年，金庸访问台湾之后，北望神州，更是乡愁萦回：
二十四年过去了，故乡山水风物依然，人事却已全非。或许是变得更加好了，或许我们不喜欢这样的改变，但午夜梦回，总是会有乡愁罢。这种心情，我们从大陆来到香港的人也是一样。飘零海外的，自不免有故乡之思。
但那时，他回内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金庸预料内地局势将变，发表了《巨大变动，势不可免》《将有渐变，